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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总署


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

新出政发〔201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出版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新闻出版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出版传媒集团在新闻出版改革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按照《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要求，现就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
　　1．党的十六大以来，新闻出版行业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积极、稳妥、有序地开展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加快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组建了一批出版传媒集团。“十一五”时期，出版传媒集团不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出版了一大批精品力作，较好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一批出版传媒集团完成了公司制改造，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一批出版传媒集团相继实现了股份制改造并上市融资，成长为文化产业的战略投资者；一批出版传媒集团加快了“走出去”步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出版传媒集团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在新闻出版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新闻出版改革发展的主力军。
　　2．面对中央对文化改革发展提出的新要求，面对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新期待，面对建设新闻出版强国的新使命，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新挑战，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还存在着许多不适应，表现为：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发展活力不强；集约化程度低，发展同质化，市场竞争力不强；与科技融合程度低，转型升级迟缓，创新能力不强；高层次人才缺乏，经营管理能力不强。同时，地区和行业封锁，布局结构和出版资源配置不合理，诚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制约着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
　　3．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新闻出版行业承担着重大历史责任。出版传媒集团作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排头兵、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在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知识和传承文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是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需要；是加快发展新闻出版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迫切需要；是加快转变新闻出版业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增强整体实力的迫切需要；是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内凝聚力、对外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
　　二、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和主要目标
　　4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为支撑，以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为主攻方向，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结构，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出版传媒集团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推动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取得新突破。
　　5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原则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坚持发展新闻出版主业，兼顾多元化经营；坚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坚持新闻出版事业和新闻出版产业协调发展，提高出版传媒集团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能力；坚持扶优扶强，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出版传媒企业。
　　6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着力构建文化产品生产创作新机制，推出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着力进行公司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着力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实现出版传媒集团的转型升级；着力加强管理，激发出版传媒集团的发展活力；着力推动联合重组，破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实现出版传媒集团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发展；着力推动出版传媒集团“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到“十二五”期末，进一步做强做优国家层面人文、教育、科技三大出版传媒集团,培育多个年销售收入超过200亿的大型骨干出版传媒集团；推动新华书店跨地区兼并重组，组建全国性国有大型发行集团；基本形成核心竞争力强、主业挺拔、品牌突出、管理科学的出版传媒集团集群；基本形成南北与东中西部布局合理，中央与地方、图书出版与报刊出版、单一媒体与多种媒体、综合型与专业型、大型集团与专、精、特、新各类出版传媒企业优势互补、合作竞争的新格局。
　　三、进一步深化出版传媒集团体制改革
　　7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指导和推动出版传媒集团切实规范转制到位，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健全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明确所有者、经营者各自职责，形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体现文化企业特点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
　　8推进股份制改造。指导和推动一批具备条件的出版传媒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入其他行业大型国有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在国家政策许可范围内允许有序引入非公有制资本；鼓励出版传媒集团之间通过联合重组、参股等方式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股权多元化。
　　9转换内部经营机制。按照市场规则和新闻出版发展规律，推动出版传媒集团继续深化以劳动、人事和分配三项制度为核心的内部改革。建立完善的企业职工考评制度和激励制度，设计合理的薪酬体系，鼓励智力、版权、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10引导和规范国有出版传媒集团与非公有文化企业开展合作。引导和规范国有出版传媒集团与非公有文化企业开展产品合作、项目合作、资本合作；允许国有出版传媒集团引进具备资质的非公有文化企业作为国有出版传媒集团的一个部门参与出版活动；允许出版传媒集团控股或参股成长性较好的非公有文化企业，实现跨所有制发展。
　　四、积极推进出版传媒集团战略性改组
　　11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兼并重组。鼓励出版传媒集团通过整合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业务和出版、印刷复制、发行等资源，实现多媒体、全产业链发展；鼓励出版传媒集团对业务相近、资源相通的中央和地方出版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实现跨地区发展；鼓励出版传媒集团兼并重组新闻出版领域以外的其他国有企业，实现跨行业发展。支持主业突出、具有品牌优势的专业性出版传媒集团走特色经营之路。鼓励和支持转企改制到位的新闻出版单位自愿加入各类出版传媒集团。
　　12支持出版传媒集团之间进行战略性合作。支持出版传媒集团采取联合研发、资源共享、平台共建、合作经营等方式进行战略性合作；支持出版传媒集团通过异地设立分支机构、连锁经营、与同类企业进行产品、项目和资本合作等方式，实现跨地区经营；支持出版传媒集团与广播电视、电信等行业的大型企业开展战略合作。
　　13推动出版传媒集团转变发展方式。指导和推动出版传媒集团制定科学的战略规划,调整产业结构, 转变经营思路,由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国内资源向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转变，由主要依靠单一出版业态向依靠以出版经营为核心的多元文化服务转变，由主要依靠传统出版业态向依靠传统出版业态与新兴出版业态有机融合转变，由主要依靠资源扩张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文化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五、大力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应用高新技术和推动产业升级
　　14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应用高新技术。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加强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攻关，加强数字内容加工、存储、传输、阅读等新技术和装备的应用，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不断提高新闻出版技术装备水平；支持出版传媒集团自主研发和引进吸收高新技术，运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生产方式、生产流程和基础设施；推动出版传媒集团加快实现存量出版资源数字化，打造涵盖多种出版资源的数字传播技术和资源库，对内容资源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开发利用；鼓励开发应用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构建开放式、综合性、多功能集成的流通信息平台；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和大型电子商务企业进行战略合作和资源整合，构建线上流通和线下流通相结合的现代化出版物流通体系。
　　15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发展数字出版产业。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实施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有声阅读、电子书、电子书包、数字报、精品学术期刊数据库等；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发展以网络出版、手机出版、云出版等为代表的出版新业态；培育一批以数字化引领、全媒介经营为特征的新型出版传媒集团，加快建立适应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市场主体；支持出版传媒集团积极探索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新途径。
　　16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建立科技创新体系。鼓励和引导企业资本和社会资金投向技术改造，形成面向市场的新产品研发和新技术创新机制；鼓励建立科技工作战略规划，设立科研部门，完善科研制度，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支持开展标准化工作，推动企业标准成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六、切实加强出版传媒集团科学管理
　　17加强出版产品内容创作生产的引导。出版传媒集团要立足发展先进文化，把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作为管理的首要任务，要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把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评价出版产品的最高标准，形成以群众评价、专家评议和市场检验相结合的科学评价机制。
　　18健全内部管理机制。以明确范围、规范程序、强化监督和责任追究为重点，建立健全出版传媒集团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以及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的“三重一大”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推动企业内部管理创新，强化质量管理和成本核算，形成有效的激励和制约机制。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确保导向正确。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推动企业加强自身品牌建设、内部文化建设，不断提高企业凝聚力，提升企业整体形象，形成体现文化企业特点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模式。
　　19科学整合内部资源。推动出版传媒集团优化产业结构，做强主业、做大主体，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出版传媒集团整合同类业务及上下游业务，合理布局产业链、产品链，提高资源集中度和综合效益；推动出版传媒集团围绕主业发展相关文化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形成新的增长点；推动出版传媒集团建立与业务整合、市场化经营相适应的管控模式和组织架构，提高管理效能；推动出版传媒集团兼并重组后在发展战略、管理、品牌、业务、企业文化等层面实施有效整合，形成综合竞争优势。
　　20建立健全出版传媒集团编委会制度。支持出版传媒集团通过建立健全编委会，加强对内容资源的质量管理、品牌管理、版权管理；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加强对内容资源进行有序开发,形成各具特色的优质产品;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加强对所属出版机构选题策划、内容创新、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的管理协调，努力创作生产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原创精品出版物。
　　21加强人力资源规划与开发。指导和推动出版传媒集团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健全人才选拔机制，建立完善培训制度；采取公开招聘、定向培养、业外引进等多种方式，培养、吸引、凝聚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和复合型高级经营管理人才；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培育一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梯次分明、素质优良的员工队伍。
　　七、鼓励和扶持出版传媒集团“走出去”
　　22支持出版传媒集团提升品牌竞争力。支持出版传媒集团深入挖掘民族文化资源，运用符合时代特征的文化表现形式，把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有机结合，把民族特色与世界潮流有机结合，生产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出版产品，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
　　23支持出版传媒集团采取多种方式“走出去”。支持出版传媒集团拓展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版权输出；支持有竞争力的传统出版产品和多种形态的数字出版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支持有实力的出版传媒集团兼并、收购境外有成长性的优质出版企业；支持有条件的出版传媒集团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到境外建社建站、办报办刊、开厂开店；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参与建设两岸出版交流试验区，在两岸出版交流合作中先行先试，推动两岸新闻出版业共同繁荣发展。
　　24支持出版传媒集团拓展国际传播渠道。支持出版传媒集团通过参与国内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点文化会展活动，提升中国出版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鼓励出版传媒集团加强与全球性和区域性大型连锁书店合作，进一步拓展国际主流营销渠道，开拓网络书店、在线阅读等新型出版物销售渠道，整合海外华文出版物营销渠道，构建中国出版产品国际立体营销网络和国际交易平台。
　　八、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保障措施
　　25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理顺行业管理和资产管理的关系，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党委宣传部门组织协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管理、企业自主经营的格局。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对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要负起规划、指导、协调、服务和管理的职责。要严格执行文化资本、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市场准入和退出政策，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科技等手段提高管理效能。要切实加强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中的反腐倡廉建设，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动国有企业领导人廉洁从业有关规定的完善和落实。
　　26制定和落实出版资源向出版传媒集团倾斜的政策。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集团跨行政区设立有出版权的子公司；对跨地区和外向型经营的出版传媒集团，优先配置出版资源；对于面向海外市场的非公有制文化机构，经批准后可以单独配置出版资源。
　　27加大对出版传媒集团重大项目的扶持力度。加快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建设步伐，引导和带动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支持和鼓励出版传媒集团积极规划、实施重大产业项目，对于出版传媒集团实施的自主创新、转型升级的重大项目优先纳入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优先给予支持。
　　28加大对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资金支持力度。积极争取各级财政支持，通过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支持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对“走出去”取得突出成绩的出版传媒集团给予专项奖励；对于出版传媒集团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累和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重大出版工程，通过国家出版基金予以重点支持。
　　29推动出版传媒集团拓展融资渠道。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实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推荐研发高新技术的出版传媒企业到创业板上市；加强各级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为出版传媒集团信贷融资提供便利条件；推动制定支持出版传媒集团以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自主品牌等无形资产出资、质押贷款等有关政策。
　　30加强市场体系建设。研究制定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的政策措施，支持和保护出版传媒集团跨地区、跨行业重组和经营。通过政策调节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办法，建立完善联通实体书店与网上书店、贯通城市与乡村发行的新闻出版市场服务体系。有序发展新闻出版人才、信息、技术、版权等要素市场，建立健全资产评估体系、产权交易体系，提高要素流通的市场化程度。加大版权保护力度，深入开展“扫黄打非”，规范教材教辅出版市场秩序，着力改善和优化出版物市场环境。加强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行业标准和行业规范，在全行业开展行业自律和诚信宣传教育，为出版传媒集团加快发展创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市场环境。
　　31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国家对出版传媒人力资源的开发投入力度，大力实施“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和新闻出版名家工程，在全国知名高校建设出版传媒人才培训基地。完善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把非公有文化机构的人才队伍纳入行业人才建设体系，积极培养和充分发挥其作用。完善人才流动机制，形成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为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32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价和激励机制。结合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实际，统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导向要求与利润指标、短期经营目标与长期发展战略等，科学设置评价指标，探索建立有利于出版传媒集团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统计和业绩考核体系，探索建立激励出版传媒集团经营者、管理层的长效机制，允许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集团经过批准，探索试行经营管理层股权激励机制。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试论新《律师法》对公诉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周德锋 赖兴平

2008年6月1日起实施的新《律师法》，对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庭审言论豁免权作了一些新的规定，为律师更好地履行职责提供了法律保障。总体上看，此次律师法的修改更为强调案件的公开性,突出控辩双方的平等性和对抗性，使得控辩双方的关系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律师权力的扩张，也意味着检察机关公诉工作将面临一次重大的考验和全新的挑战，因此，如何更新观念，调整工作策略，充分认清这些挑战并提前作好应对准备，是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结合工作实践及具体适用新《律师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浅谈新《律师法》对公诉部门带来的影响和挑战以及对策。

一、新《律师法》给公诉工作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1、新《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冲突，给公诉工作的具体操作带来一定难度。由于此次《律师法》修改没有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配套进行，在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权三方面的法律程序规定上两部法都有冲突，造成在有些具体公诉工作实践中难以操作，主要表现在：一是案卷材料范围和查阅、摘抄、复制时间界定不明。《律师法》颁布后既无相应的与现行《刑事诉讼法》衔接的说明，也无相应的有权解释，造成了具体适用过程中对这些冲突的规定无所适从。如“案卷材料”和“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是否包括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的内部工作材料。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 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是否意味着律师可以和公诉承办人同时阅卷，甚至在承办人尚未阅卷的情况下是否也可阅卷等等。二是证据开示的单向性。在法律未规定对于律师自行调查收集的证据，辩护人有向公诉方进行开示的义务的情况下，必然会让公诉人在庭审时居于证据掌控的弱势地位，如何克服这种信息的不对称，避免在庭审中出现“证据突袭”， 造成诉讼迟延和诉讼成本的增加，现行新《律师法》及《刑事诉讼法》都缺乏相应的操作细则来弥补。三是律师权力行使与权力救济脱节。新《律师法》没有明确规定律师权利保障的救济措施，现实中，对于其他部门对律师权力行使的种种刁难，律师往往求助于公诉部门，而公诉部门由于缺乏法理的支持和具体的操作规则，其措施往往只能提出检察建议，或者向有关个人提出口头或者书面告知，这种监督属于软监督，效果不大，加上受部门间及工作上的利害关系影响，公诉部门也常常爱莫能助。

2、新《律师法》与传统侦诉模式的冲突，导致公诉工作向前延伸困难重重。公诉的成功取决于证据，证据的收集主要靠侦查，侦查中心主义是我国诉讼程序的一个突出特点。但随着新《律师法》的实施，这种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架构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地位，侦查部门要按照公诉的标准及时收集、审查、固定证据，以此构建大控方的格局，才能避免律师权力扩张带来被动办案的局面。因此，公诉方为取得有利地位必然会加大对侦查监督的力度和引导的重视，但是在实践操作中，由于公检之间并没有事实上的隶属关系，加上介入侦查的办案人由于学识、侦查能力等原因难以实行有效指挥侦查，势必造成法律与实际脱节，而且过度介入也有可能会出现办案责任不明，相互推诿的现象，不利于发挥其积极性，影响刑事司法的效率。因此，如何协调、解决侦诉两者之间的关系，保证案件“立得准、侦得好、诉得出、判得了”，达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效果是在当前公诉工作在新《律师法》实施后面临的一大难题。

3、新《律师法》与现行办案机制的冲突，使公诉工作不稳定因素增加。修改后的《律师法》解决了“有效辩护”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好“有效指控”的问题，传统“由供到证”、“重实体、轻程序”的办案机制逐渐瓦解，加上律师权力的大幅度扩张，使得公诉工作中不稳定因素的增多。主要表现在：一是收集、固定证据难度加大。律师会见权的提前，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但另一方面，却稳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强化拒供心理，从而增加收集证据的难度。同时，律师会见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后，将会寻找有关证人调查核实，由于证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及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证人可能会出现避证、拒证心理，甚至可能出现作伪证的现象，无疑增加固定证据的难度。二是串供翻供概率加大。由于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公安移送的证据卷材料，可以知悉案件的全部证据及全案的证据弱点、薄弱环节以及案件相关证人的证言或者其他同案犯的供述，这就为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和证人之间、犯罪嫌疑人和同案犯之间进行串供翻供提供了条件，如果一些不法律师有意识地提醒有关涉案人员，帮助嫌疑人实现串供的目的，犯罪嫌疑人就有可能在审查阶段翻供串供。三是公诉工作风险增加。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独立的调查取证权和全面的阅卷权，律师在证据掌握方面形成了单向的信息优势，这种状况就给公诉人在审查起诉工作中如何分析案情和审查证据带来了一定难度。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有的证据是原来未曾发现的，有的证据与指控证据相矛盾，对同一问题不同的证据角度不同等等，这些情况的出现会打破原有的指控思路，延期审理的情况会增多，改变起诉指控意见的情形也会出现，在缺乏其他有利证据的情况下，还可能会造成案件的撤销或不起诉。

二、公诉部门应对新《律师法》挑战的策略

《律师法》的修改短期之内必然会对公诉工作造成影响，但从长远看来，有利于推动我国民主、法制发展进程，有利于在司法工作中实现保障人权的理念，更有利于公诉部门提高自身业务水平、提高案件质量。

1、转变“三个观念”，突破传统执法观念束缚。

（1）、由被动等待向主动出击转变。随着新《律师法》实施，公诉工作将面临更多挑战。在立法上，亟须完善制度开示制度、强化侦查措施和手段、完善证人制度等，这的确是彻底解决此问题的有效途径。然而，完善立法需要一个长期而繁复的过程，并不能解决当前工作所面临的困境。因此公诉部门必须要主动出击，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改变传统办案模式，注重在办案工作的合法性、规范性和技巧性上下功夫，建立健全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信息畅通灵敏、运转高效有序的办案机制，才能应对现阶段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2）、由重实体、轻程序向二者并重转变。新《律师法》的出台是保障人权和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律师权力的扩张表明了随着法律的不断健全和完善，程序公正逐步受到重视，并逐渐形成共识。针对这样的情况，公诉人员在案件审查工作时，要改变“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证据”、“重权力、轻权利”的执法观，不仅要追求实体的公正，也要重视程序的公正，在程序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的心里，必须坚持程序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3）、由单边职权主义向控辩双方平等对抗转变。此次新《律师法》通过赋予律师更大、更独立的执业权，抑制公诉权和提升辩护权，促使控辩双方的力量更趋近于平等，针对这种平衡关系的新格局，公诉部门要用科学发展的眼光，重构控辩平衡关系，注入平等武装、平等合作理念，寻求新的控辩平衡关系，探索刑事证据研究新方向，从而减少诉讼风险，实现最大正义。

2、强化“三个意识”， 提升公诉队伍专业化建设

（1）、强化证据意识，提高庭前预测能力。新《律师法》对公诉工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证据的收集、固定、拓展等方面，因此公诉人必须强化证据意识，确保指控犯罪证据确实、充分。一是努力完善、固定和补强证据。必须弱化对口供等言词证据的依赖，重视对实物证据的审查和运用，重点审查供述前后的矛盾点、供证之间的矛盾点，为分析论证提供准确依据，对移送的案卷材料中的瑕疵证据，应及时予以排除。二是要做好庭前预测分析。全面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各种证据，做到防患于未然，针对法院注重采信被告人当庭供述和证人当庭证言的情况，及时掌握律师介入后证据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和被告人的思想变化情况，预测庭审时可能出现的翻证、翻供现象和其他对指控不利的情况，事先周密预测，拟出应对方案，做到未雨绸缪。

（2）强化快攻意识，提高办案效率。新《律师法》使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可对案件信息全面掌握，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辩护工作，而其收集的无罪、罪轻证据却不一定向公诉人员开示，从而形成控辩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因此，公诉部门可以通过提前介入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建立相互配合的案件协调机制等方式，提前熟悉证据，了解案件证据情况，案件一旦移送审查起诉后，在保证律师阅卷权的前提下，公诉人可以提高办案效率，快速办结案件，通过对案件的快速办理，“压缩”辩护律师作针对性调查取证的时间，降低诉讼风险。

（3）强化技能意识，提高公诉应变能力。一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围绕公诉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责任、职业纪律和职业形象，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切实培养和提高公诉人的证据审查判断能力、法律适用能力、当庭应变能力和沟通技巧等。二是加强实战业务培训，提高办案人员的证据审查能力和出庭支持公诉水平，建立定期业务学习制度，通过组织专家授课、分组讨论、经验介绍、案例讲评等方式，提高办案人员审查、分析、判断、把握和运用证据的能力。三是推进岗位练兵，定期组织庭审观摩，观看审判纪实录像，对部分有影响和疑难的案件，在出庭前后，召开会议对案件辩论的焦点进行分析，集思广益，总结经验，找出差距，不断提高公诉人应变能力。

3、完善“三个机制”，构建公诉工作新模式

（1）、完善侦诉衔接工作机制。一是构建大控方的工作格局。建立以“公安机关邀请介入为主，公诉部门主动提请介入为辅”的制度，针对各种不同的案件，对一些疑难案件的定性，以及涉及罪与非罪、是否立案等问题及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设，避免适用法律和错误。同时按照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实际情况，将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与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相衔接，使二者同步进行，构建大控方工作格局。二是建立适时引导侦查取证工作机制。公诉引导侦查取证不能代替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侦诉一体化机制不是建立在体制上的，主诉检察官引导的取证工作是诉讼需要，不包涵着隶属或领导因素，因此公诉部门要建立适时引导侦查取证工作机制，根据法庭举证的具体要求，对侦查部门下一步侦查取证工作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绝不能不择时机地引导，甚至因此干扰侦查工作。三是加强对侦查工作宏观指导。通过定期举行侦查和公诉部门主要部门负责人和具体承办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围绕办案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案件办理形势，通报审查起诉和出席法庭支持公诉的情况，争取达成共识。同时，公诉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具体的《公诉案件证据标准》，使公安机关更准确地把握侦查取证的方向，明确控诉犯罪的证据标准，使侦查活动更接近庭审的要求。

（2）完善案件动态监控机制。一是要犯罪嫌疑人、证人进行心理监控。当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之后和向证人取证之后，办案人应及时了解掌握嫌疑人供述状态及证人作证状况，掌握其心理动态，分析是否可能出现翻证现象。对于已经翻证的，应当查明真实原因，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特别是对关键证人的动态监控，可以制作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联系卡，在复核证人证言时，将联系卡交给证人，并告知他们如果自己人身受到威胁，可以立即向检察机关报告，由检察机关对其提供必要的保护。二是办案流程的动态监控。通过程序化流程的工作流程，对各项业务工作的程序、质量标准、办案时限进行全面控制，将案件的经办都纳入到质量办案体系的监控当中，形成了一套高效的流水生产线，对案件进行全方面的监控，确保案件质量。

（3）、完善与律师交流机制。一是尊重和保障律师权力的行使。保障律师权力的行使，不仅需要完善人员和机构设置，要建立专门阅卷室；设置专门人员负责接待律师，监督、保管案卷材料；添置相关的复印设备等等。同时要对保障律师法的实施进行法律监督，规范律师会见过程中，律师资格审查以及相关程序，与其他部门沟通协调，达成一致，将律师与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的关系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二是拓宽与律师的交流途径。进一步探索和改变控辩双方庭审前交流机制，搭建良好的沟通平台，将控辩双方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庭审前解决。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期间，应告知辩护律师有提出书面意见的权利，要求律师对自行调查取证的重要证据，应该在开庭前告知或递交给公诉部门，以便检察院可以在第一时间全面了解和掌握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在审查中，公诉人可以有针对性地与律师交流，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使控辩双方的对抗提前进行，随时纠正和调整不正确的观点。三是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师协会的沟通联系。公诉机关既要支持和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又要加强与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师协会的联系，及时通报情况，建议并督促他们加强对律师的管理，规范律师行为，防止和及时惩戒律师的违法行为，发现犯罪的，及时移送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完善案件动态监控机制。一是要犯罪嫌疑人、证人进行心理监控。当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之后和向证人取证之后，办案人应及时了解掌握嫌疑人供述状态及证人作证状况，掌握其心理动态，分析是否可能出现翻证现象。对于已经翻证的，应当查明真实原因，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特别是对关键证人的动态监控，可以制作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联系卡，在复核证人证言时，将联系卡交给证人，并告知他们如果自己人身受到威胁，可以立即向检察机关报告，由检察机关对其提供必要的保护。二是办案流程的动态监控。通过程序化流程的工作流程，对各项业务工作的程序、质量标准、办案时限进行全面控制，将案件的经办都纳入到质量办案体系的监控当中，形成了一套高效的流水生产线，对案件进行全方面的监控，确保案件质量。

（3）、完善与律师交流机制。一是尊重和保障律师权力的行使。保障律师权力的行使，不仅需要完善人员和机构设置，要建立专门阅卷室；设置专门人员负责接待律师，监督、保管案卷材料；添置相关的复印设备等等。同时要对保障律师法的实施进行法律监督，规范律师会见过程中，律师资格审查以及相关程序，与其他部门沟通协调，达成一致，将律师与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的关系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二是拓宽与律师的交流途径。进一步探索和改变控辩双方庭审前交流机制，搭建良好的沟通平台，将控辩双方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庭审前解决。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期间，应告知辩护律师有提出书面意见的权利，要求律师对自行调查取证的重要证据，应该在开庭前告知或递交给公诉部门，以便检察院可以在第一时间全面了解和掌握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在审查中，公诉人可以有针对性地与律师交流，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使控辩双方的对抗提前进行，随时纠正和调整不正确的观点。三是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师协会的沟通联系。公诉机关既要支持和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又要加强与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师协会的联系，及时通报情况，建议并督促他们加强对律师的管理，规范律师行为，防止和及时惩戒律师的违法行为，发现犯罪的，及时移送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