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统计管理条例（1997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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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统计管理条例（1997年修正）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统计管理条例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
（1997年12月3日）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我省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已经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1997年12月3日通过，现予公布，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湖北省统计管理条例
（1997年12月3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修改通过）
第一条 为保障统计资料的准确、及时和全面，发挥统计在了解国情国力、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各种联合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外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经营的企业事业组织、港澳台同胞、华侨投资经营的企业事业组织，以及我省在外省、港澳台地区和国外投资经营的企业事业组织，必须依照国家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准确及时地提供统计资料。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公民，有义务如实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要的情况。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抵制和检举统计违法行为。
对在统计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统计人员，按照国家统计法律法规的有关部门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对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依照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得擅自修改，也不得授意、强迫统计人员或其他人员伪造、篡改、虚报和瞒报。
统计人员有权抵制和检举统计违法行为。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统计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调查、统计分析、统计监督管理和提供统计资料。
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设置统计站，配备与统计任务相适应的专职统计人员。乡镇所属有关单位的统计人员为统计站成员。乡镇统计站执行综合统计职能，其行政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领导，统计业务接受县统计主管部门指导。
第六条 村民委员会的统计工作，由村会计人员具体负责。其职责是：收集、整理、分析、提供和保管各项统计资料，建立统计调查户分户台帐，完成乡镇统计站布置的统计调查任务。
第七条 企业事业组织根据统计任务的需要，设立统计机构或配备统计人员。统计机构或统计人员负责调查、收集、整理、分析、提供本单位的统计资料，执行本单位的综合统计职能。
第八条 保持统计人员相对稳定，实行统计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凡进入统计岗位的人员，除统计及相近专业的大学本科、专科和中专毕业生以外，都应经过统计资格考试，取得《统计员资格证》后，持证执行统计任务。对不具备统计专业知识的现有统计人员，应当组织专业培训，经考试仍不合格的，应调离统计业务岗位。
第九条 除统计部门按照国家、地方统计制度和调查计划制发统计报表外，其他部门因工作需要制发统计报表，应先拟定统计调查计划及方案。其调查对象为本部门管辖系统内的，由部门领导批准，报同级统计部门备案；调查对象为本部门管辖系统外的，报同级统计部门审批。
临时办事机构制发统计调查报表，应经同级统计部门批准。
有关部门需向外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经营的企业事业组织制发统计调查报表的，应报同级统计部门批准。
第十条 统计报表的统计指标及调查、计算方法，由制发统计报表的部门负责解释，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解释或自定计算方法。未经批准或备案的统计调查表，任何单位或个人有权拒绝填报，统计部门有权制止。
第十一条 建立统计登记制度。新组建的单位和新开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当在注册或者成立和核准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当地统计部门办理统计登记。已经成立或者开工尚未办理统计登记的单位，应向当地统计部门补办统计登记。改变统计隶属关系或经营性质发生变化的单位，应按前款要求办理统计变更登记。
因破产、被撤销或其他原因终止活动的单位，由其主管部门到原登记部门办理统计注销登记。
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统计登记、变更和注销，按本条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国家统计调查和地方统计调查的统计资料，由各级统计部门储存保管，并建立数据库。凡涉及辖区内的综合统计资料和重要数据，必须由同级统计部门提供或公布。
政府各部门向社会公开发表本系统的统计资料，应经同级统计部门核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新闻媒体发表尚未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统计资料，应经同级统计部门核准。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以及部门归口管理的单位，制定政策、计划，检查政策、计划执行情况，确定工作任务，考核工作实绩，进行奖励和惩罚等，需要使用统计资料时，必须以同级统计部门提供的统计资料为依据。
第十四条 各级统计部门应利用可以公开的统计资料为社会提供咨询服务。在统计制度规定之外提供的统计信息咨询，可实行有偿服务。有偿服务的收费办法，按《湖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统计部门设统计检查机构并配备专职统计检查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和乡镇统计站配备专(兼)职统计检查员。统计检查员由省统计主管部门发给《统计检查证》，统计检查机构或统计检查员，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统计检查权。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统计部门的统计检查机构和统计检查员，有权对本行政区域内提供与使用统计资料的部门、单位和个人进行监督检查。
统计检查机构和统计检查员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执行监督、检查任务时，有权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被查询单位和个人应按要求提供有关资料，并在十五日内对所查询的情况据实答复。拒不提供资料或逾期、拒绝答复的，按拒报论处。
第十七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分别情况，给予罚款或行政处分：
(一)各级各部门行政领导人授意或者强迫统计人员和其他人员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
(二)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对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人给予行政处分，对单位处以二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三)拒报或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对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人给予行政处分，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四)未经法定程序批准，自行制发统计报表，擅自公布统计资料的，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造成失密、泄密的，按有关保密法规的规定处理。
(五)逾期不办理统计登记、变更登记的，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六)阻挠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对检举、揭发人员进行刁难、打击报复或妨碍统计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对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人给予行政处分，并对单位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七)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有违反本条(二)、(三)、(五)、(六)项所列行为之一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 统计部门及统计工作人员不按规定处理统计资料或处理统计资料多次发生错漏，造成严重后果的，应进行通报批评或给予行政处分；统计检查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应调离统计监督检查岗位，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九条 对以虚报、瞒报或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等方式骗取荣誉或奖励的单位和个人，除按本条例第十七条有关规定处罚外，并由县级以上统计部门提请有关主管部门撤销其荣誉称号，收回奖品和奖金。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应给予罚款处罚的，由县级以上统计部门决定执行。统计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受罚单位和个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应向受罚单位和个人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受罚者应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款。逾期不缴的，从期满之日起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各级统计部门管辖统计违法案件的分工，由省统计主管部门规定。应予行政处分的，由县级以上统计部门按管理权限分别向被处分者所在单位或上一级主管部门、监察部门发出《统计违法行为处理意见书》，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在三十日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抄送同级统计部门。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又不履行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问题由省统计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2年4月27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湖北省统计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佘祥林冤案的侦查学反思
毛立新
侦查是公诉案件的必经程序，也是起诉和审判的前提与基础。在我国，由于长期奉行公、检、法三机关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导致“侦查中心主义”，侦查的结论往往决定着起诉和审判的结果。因而，凡冤案之形成，无不可以追溯至侦查阶段。正如李心鉴博士所言：“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
那么，面对佘祥林“杀妻” 冤案，如果从侦查学的角度进行反思,我们又可以获取哪些教训和启示呢？在此，笔者做一简要分析：
一、调查尸源，确认死者——侦查错误的起点
侦破无名尸体案件，首要的一环在于查明尸源、确认死者。惟有准确认定死者是谁，才能通过对死者的调查发现嫌疑线索，进而确定侦查方向和侦查途径。查明死者身源的主要方法有：组织群众辨认尸体和现场遗留物品，深入摸排失踪人员，利用新闻媒体发布认尸布告，向周边地区公安机关请求协查，进行指纹、血型、DNA鉴定等。其中，利用指纹、DNA鉴定最为可靠.但如果不具备鉴定条件，而只能凭借辨认来确定身源，则必须开展深入细致的核对工作。如，必须邀请死者的家属、亲人、朋友、邻居或同事等进行反复辨认，不仅要对死者的性别、年龄、体态、身高等一般特征认真核对，更须对疤痕、畸形、痣、血型等特定特征仔细核对;不仅要对现场遗留物品、死者衣着、包尸物品等进行核对，还要对失踪的时间、地点等加以核对。最终，只有在根据充分、确凿无疑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死者身份，并据此开展侦查。否则，如果尸源确认有误，则整个侦查工作必然误入歧途。
佘祥林一案的侦查错误，就是从确认尸源开始的。案件中，“被害人”张在玉于1994年1月20日失踪， 此后不久，于4月11在当地发现一具女尸。此种情景下，警方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推测死者可能是张在玉，应当说，是一种完全正常的侦查思维。但这种推测仅仅是一种或然性的“侦查假说”，其确实与否，则必须进行严格的验证。验证的方法，正如上面所述，警方可以发布认尸布告，排查失踪人员，组织群众辨认，进行医学鉴定等等。此案中，由于女尸高度腐败、面目全非，辨认的条件非常不好，因而更要求侦查人员必须慎之又慎，注意通过尸体的细微特征来确认死者，必要时必须进行科学鉴定。
但令人遗憾的是，佘祥林一案中，警方在确认尸源方面，却表现得十分粗疏和草率。据报道，4月11日出现的无名女尸，所着衣物与张在玉并不相符;案发当时，还有另一户人家也前来认尸;且因尸体高度腐败，张在玉家人并不能确信死者就是张在玉。那么，在这种真伪不明、疑漏百出的情况下，警方又何以认定死者就是张在玉呢？难道仅凭张在玉的体貌特征与无名尸体有几分相像，就认定死者系张在玉？事实上，上述疑点的存在，本该引起警方的重视，并进一步采取核查措施。如，警方可以进一步扩大排查范围，以获取更多的失踪人员信息;可对无名尸体的生理特征进行细致甄别，或对死者的DNA、血型进行检验，以寻找更多的确认根据等。但警方不仅未对尸源问题继续深追细查，而且，还进一步以尸源的错误认定为起点，大刀阔斧地将侦查继续向前推进。
二、刑讯逼供，指供诱供——冤案铸成的关键
在警方认定死者即张在玉之后，案件主角佘祥林自然就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野，并被确定为重点犯罪嫌疑人，这似乎也是侦查工作的正常演进。1994年4月11日，佘祥林因“涉嫌谋杀妻子张在玉”，被公安机关带走接受审查。随后，等待他的是连续10天11夜的高强度“突审”，一天只吃两顿饭，不给喝水，不让睡觉，连打带骂。此为所谓“车轮战”，是一种精神加肉体的双重折磨，目的是使嫌疑人极度疲劳、极度困乏，最终精神崩溃，不得不招供。
但是，佘祥林一案与其他冤案仍有不同，此案中，受害人张在玉实际上并没有死，也就是说，所谓佘祥林杀害张在玉一案根本不存在。照此道理，不管如何严刑拷问，佘祥林也交代不出所谓的“犯罪事实”来。退一步讲，即便警方认定无名尸体就是张在玉，但佘祥林并未到过埋尸现场，他也是无法交代出与现场一致的供述来。也就是说，单靠刑讯并不必然导致冤案，因为一个无罪的人无论如何也编造不出与现场完全一致的供述来。那为什么刑讯能够制造诸多冤案呢？究其原因，除刑讯之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诱供、指供的大量存在。佘祥林一案亦是如此，与刑讯逼供同步粉墨登场的，就是赤裸裸的指供和诱供。
所谓指供，就是侦查人员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断令犯罪嫌疑人陈述。所谓诱供，是指用不正当的方法诱使犯罪嫌疑人按照侦查人员的意图、设想或推断陈述。在佘祥林的申诉书中，曾列举了办案人员指供、诱供的几个场景：“刑警队的指导员问我，‘水库是雁门口水库吗？尸体是埋在山上吗？告诉你，埋在土里，我们可以挖地三尺，沉在水里，我们可以把水抽干，你懂吗？我们可以把水抽干。’从指导员语气十分突出的‘把水抽干’，我猜到他们说的意思，是杀人后将尸体沉在水库。就这样，他们不停地体罚‘提示’，逼着我录口供。”
佘祥林还在申诉书中描述了县公安局副局长韩友华参加的一场审讯：“侦查员问我如何沉的尸，因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打也无法说清楚，只好胡乱交代，‘用木桩钉在水里’，这时，那个指导员对韩友华说，‘有用被单包着人和石头沉尸的，有直接用一块大石头压在尸体上的，有用麻袋装着人和石头沉在水里的，那个袋子是麻袋吗？’听了他俩这么说，我想，‘既然是袋子，不是麻袋，会不会是蛇皮袋？’于是交代‘是用蛇皮袋装着石头沉的尸’。这时，韩友华又问我，‘蛇皮袋装了石头总不会直接压在尸体上，总有什么连着吧？’我猜不出，刑警大队长卢定成不耐烦地解下了自己脚上的两根皮鞋带结好，问我多长、多粗，手感如何，看着卢定成这样的举动，我猜着说是‘用比香烟还细点的尼龙绳’，这时韩友华骂道，你是没吃够亏的原因吧，那是尼龙绳吗？我于是改口说是麻绳。 ”
这段描述，活脱脱再现了刑讯逼供和诱供、指供互为策应、协同作战的场景。可以说，正是严刑之下的指供和诱供，才导演出了佘祥林供述杀人过程的天方夜谭，才有了现场吻合一致的有罪供述，才出现了荒唐错误的有罪判决。因而，我们可以说，诱供、指供之弊害，比之于刑讯更甚。在坚决反对刑讯逼供的时候，我们千万不了忘记了另一个更可怕的敌人——指供和诱供。
三、有罪推定，片面取证—— 一错到底的悲哀
如上，在案件侦查的关键两步——确认尸体身份和认定犯罪嫌疑人上，警方已经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但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因为警方的认定意见，无论显得多么可靠，都只能是一种带有推测性质的侦查假说。这些侦查假说要成为侦查结论，并进而成为检察机关的起诉意见和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还必须经受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严格检验，还需要运用证据加以验证。如果没有证据的支持，侦查假说就不能成为侦查结论，侦查结论更不能成为起诉意见和有罪判决。
那么，佘祥林一案为何一错到底，一路畅通呢？是案件证据真的扎实可靠，无可指摘吗？当然不可能，因为杀人案件本身尚不存在，杀人证据又何谈“确实、充分”！实际上，此案侦查、起诉、审理过程中，都发现了许多疑点，但在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之下，司法机关失去了一次次纠正错误的机会。
仅就侦查取证而言，由于有罪推定的深刻影响，使警方偏离了客观、全面、深入、细致的侦查原则，陷入了弄虚作假、片面取证、罪疑从有的误区：
一是弄虚作假。除了通过刑讯逼供和诱供、指供，炮制虚假口供外，此案还有其他虚假证据。如作为一审定罪量刑重要依据的公安机关一份“提取笔录”，该笔录记载“4月16日根据被告人佘祥林的交待在沉尸处提取蛇皮袋一个，内装四块石头”。后在二审中，经湖北省高院询问京山县公安局承办该案的侦查员了解，该“提取笔录”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作为重要证据的作案“行走路线图”和“指认现场”记录又如何得来的呢？我们看看佘祥林在申诉材料中的表述：“侦查员叫我将关桥水库机台的构造画出来，可我从来就没去过那里，且根本就没有杀人，怎么能画得出来？就这样，1994年4月15日下午，那位指导员见我实在说不出死者的方位，就将我拉到写字台旁，给我画了一张‘行走路线图’，并叫我依照他画的那张图画了一张。”“他们问我在什么地方杀的人，我随便指了一个地方，他们就给我照了相。而后要我交出杀人的石头，我准备随便找一块石头给他们，谁知那地方根本就没有石头，他们又见我实在找不到石头，就直接将我架到堰塘的另一头站定，问我尸体沉在哪里，我见某某（注：此处隐去姓名）面对着堰塘，且我们站的地方有很多纸，就猜着说在这里，他们就给我照了相。”为了所谓“铁证如山”，侦查人员不惜弄虚作假，如此任意裁切事实，冤案岂能不成？
二是片面取证。佘祥林的母亲杨玉香因不相信儿子会杀人，四处寻访张在玉的下落，一年后终于在一个村子里找到几个曾经见过张在玉的村民，并请求村民写了一份书面证明。按说，只要侦查机关认真核实，纠正错误尚有可能。但证明交给公安机关后，不仅没引起注意，还说她包庇犯罪、妨碍司法，刑警大队将其关进看守所达10个月。佘祥林的长兄佘锁林，因给弟弟申冤，被关41天。湖北省天门市姚岭村石河乡村民倪乐平，因写了一个曾见过张在玉的良心证明，也连遭厄运，其妻被关了3个月，他和儿子为躲避公安抓捕也不得不外出逃避。这是有罪推定指导下的片面取证，只关心能够定罪的证据，对可能证明嫌疑人无罪的证据，不仅不闻不问，甚至肆意掩盖。这种做法不仅严重践踏了有关证人的合法权益，还使侦查工作一次次失去了纠错的机会。
三是罪疑从有。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它要求侦查机关必须对侦查结论承担举证责任，如果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在法律上只能对犯罪嫌疑人作无罪处理。此案证据存有诸多疑点，比如：佘祥林的有罪供述多达4种、杀人动机有5种，且前后矛盾，时供时翻;作案凶器没有找到，仅凭佘祥林的口供认定凶器是石头，依据不足；佘祥林供述将张在玉换下的衣物放在家中灶里烧毁，但既无残片，又无证人证言佐证，衣物去向不明;不能完全排除张在玉自行出走或跟随别人出走的可能性等等。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在这些疑点没有澄清的情况下，警方自然不能终结侦查、移送审查起诉，而只能得出佘祥林无罪的结论。但遗憾的是，根深蒂固的有罪推定思想，使警方走上了一条难以回头的歧路。
历览古今中外，侦查破案、打击犯罪都应是一项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事业。面对犯罪的侵扰，我们需要警察来保护社会安宁。但侦查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旦偏离科学和法治的轨道，必然伤及无辜。透过对佘祥林一案的反思，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科学和法治，乃是侦查不可或缺的灵魂。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 mlx_2003@163.com）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93年12月26日西藏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建设，促进城市基层社会主义民主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结合西藏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居民委员会要充分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作用。
第三条 居民委员会在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和它的派出机关的指导、帮助、支持下开展工作。镇辖区内的居民委员会在镇人民政府的指导、帮助和支持下开展工作。
居民委员会协助所在地的人民政府或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
第四条 居民委员会的任务：
（一）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遵纪守法、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爱护公共财产、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
（二）组织和监督居民公约的制定和执行，开展创建“文明居民”、“文明院”、“五好家庭”等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三）组织居民兴办各种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网络，因地制宜地举办生产、生活服务和民族手工业事业，不断提高居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四）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协助政府做好孤老残幼的生活保障和服务工作；
（五）调解民间纠纷，促进居民之间、居民委员会之间的团结；
（六）协助公安、司法部门，维护社会治安，搞好综合治理，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
（七）协助公安、司法部门，对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管制、缓刑、假释、保外就医、取保候审人员进行监督和教育；
（八）动员和组织本居住区的单位和居民开展爱国卫生活动，加强督促检查，保持街道、公共场所的清洁卫生；
（九）教育居民发扬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大力倡导节俭办婚、丧事，移风易俗，树立讲科学、讲文明的社会主义新风尚；
（十）协助城镇基层人民政府或它的派出机关做好青少年教育、拥军优属、社会救济、计划生育、市政管理以及待业人员和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就业安置等项工作；
（十一）组织居民积极参加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向人民政府或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建议。
第五条 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情况和便于自治的原则，一般在100户至700户的范围内设立。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居民100户以下的，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居民委员会。
第六条 居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规模调整，由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提出，报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或所在地县人民政府决定，并向自治区民政厅备案。
第七条 居民委员会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保障委员会、治安保卫委员会和卫生管理委员会等组织。
居民委员会成员可以兼任下属委员会的主任；户数较少的居民委员会可不设下属委员会，其工作由居民委员会成员分工负责。
第八条 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的居住状况，按照便于管理的原则，下设居民小组。
居民小组的划分，由居民委员会提出，报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决定。
第九条 居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3至5人组成。具体名额由所在地的人民政府或它的派出机关根据居民委员会的规模大小、工作任务和经济状况确定。
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有适当的名额；多民族居住地区，居民委员会中应当有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成员。
第十条 藏族以外的其它少数民族聚居区。可以单独设立居民委员会，户数较少的可单独设立居民小组。
第十一条 居民委员会成员由本居住地区的居民直接选举产生。选举时，必须有全体选民过半数同意，方可当选。
第十二条 居民委员会每届任期3年，其成员可以连选连任。成员出缺或因故不能继续担任职务时，由居民会议及时补选。
居民小组组长由居民推选，任期3年，可以连选连任。
第十三条 居民委员会的选举，在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成立选举领导小组，并在其主持下进行。
第十四条 年满18周岁的本居住地区居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财产状况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第十五条 居民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由选民10人以上联名推荐或居民小组提名或选举领导小组提名。
候选人必须是18周岁以上，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遵纪守法、办事公道、热心为群众服务且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居民。
候选人名单必须张榜公布，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
第十六条 居民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不同意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第十七条 居民会议由本居住地区全体18周岁以上的居民组成，居民代表会议由每户或联户派代表组成。
第十八条 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由居民委员会召集和主持，一般每半年召开1次；必要时，经1／5以上居民或1／3以上居民小组提议，随时可以召开。
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有居民或代表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会议的决定，由出席会议的人的过半数通过，才能有效。
第十九条 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的职权：
（一）听取并审议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二）讨论决定本居住地区的公益事业、发展规划和涉及本居住地区居民利益有关的重大事宜；
（三）监督本居住地区内居民公益事业的实施情况；
（四）撤换和补选居民委员会的成员；
（五）讨论制定居民公约，报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或它的派出机构、镇人民政府备案。居民公约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
第二十条 居民委员会管理本居民委员会的财产，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侵犯居民委员会的财产和所有权。
居民委员会兴办的各种服务业、福利业等经济实体属于居民集体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平调或无偿挤占。
第二十一条 居民委员会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兴办集体公益事业。所需经费，经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讨论，本着自愿的原则，可向居民或本居住地区的受益单位筹集。费用的收支帐目，应当及时公布，接受居民的监督。
第二十二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组织，不参加所在地居民委员会，但应派代表出席有关本单位事宜的居民委员会会议，支持和配合居民委员会的工作，遵守居民委员会的有关决议和居民公约。
上述单位的职工及家属、军人及随军家属参加居住地区的居民委员会；其家属聚居的地区可以单独设立家属委员会，承担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其工作经费和成员的生活补贴费、办公用房由所属单位解决。离休、退休职工聚居的地区，可以单独设立居民委员会。
家属委员会和离、退休职工居民委员会，都在当地人民政府或它的派出机关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第二十三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及其他部门，不得直接向居民委员会布置工作；必须布置工作时，经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统一布置。凡未经统一布置的，居民委员会有权拒绝接受任务。
第二十四条 居民委员会的办公用房，由当地人民政府统筹解决。
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居民委员会成员及已退成员的生活补贴范围、标准和资金来源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规定并拨付；经居民会议同意，可以从居民委员会的经济收入中给予适当补助。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实施中的问题由西藏自治区民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3年1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