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扶持外贸发展的若干措施的补充规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0:42:17 浏览:8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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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扶持外贸发展的若干措施的补充规定
关于扶持外贸发展的若干措施的补充规定
深圳市人民政府
经深圳市政府二届108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根据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需要，市政府决定进一步采取以下措施，以加大政府对外贸发展的扶持力度，保证我市外贸出口任务的完成。
一、由市物价局会同各区政府近期对全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进行清理整顿，公布统一的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一律按所列项目及标准收费，所有收费必须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的规定。三年内（1998年至2000年）不增加新的收费项目。
二、从1998年至2000年，减免在深圳以出口为主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用地“土地使用费”的50％，并优先办理房地产证等手续。
三、简化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员工暂住证的办理手续，缩短申办审批时间。暂住人口管理费严格按照现行标准收取，即特区内每人每年300元，特区外每人每年260元，任何单位和部门均不得搭车收费。
四、对我市加工贸易企业进出口商品的商检费按低费率收取。为减轻企业负担、鼓励加工贸易出口，对深圳市内来料加工出口产品的商检费试行年度统一缴纳的办法。
五、公安消防部门暂缓收取外商投资企业和来料加工企业的消防建设费。
六、按照粤府〔1998〕36号文第五条和国税发〔1994〕031号文通知精神，对市经济发展局确认并授予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商务资格单位的各类企业承接的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免征加工或委托加工货物工缴费的增值税。
七、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尽量减少对企业的各种检查，除执法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进行的例行检查外，对外商投资企业和来料加工企业进行的一般性行政检查，须经区以上政府批准。
八、对加工贸易企业中出口大户实行保税工厂的管理办法，凡符合条件的企业，由市经济发展局、贸易发展局会同外商投资局审定后分批报送深圳海关。
九、各出口退税环节要提高办事效率，对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退（免）税实行按企业分类管理的通知》（国税发〔1998〕95号）规定的Ａ、Ｂ类企业，实行简化凭证申办退税的管理办法，加快出口退税进度。
十、公安部门对外商独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因出口业务需要出国赴港澳人员，优先办理有关手续。
1998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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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勇锋 清华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 当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即部分实体法上的权利缺乏适当程序回应的难题。商事纠纷中存在的公司登记及变更股东名册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抵押权人申请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等大量非讼事件，如果适用普通诉讼程序审理，难以达到良好的裁判效果，目前就已经造成诉讼难以启动，或者启动以后无法展开，或者诉讼过于拖延，难以确保交易效率和交易秩序的维护等问题。应厘清此类特殊商事纠纷非讼性的特点，逐步推动建立商事纠纷特殊程序制度。值此民事诉讼法修改之机，应在民事诉讼法中对商事纠纷特殊程序的适用范围、管辖等问题进行原则性规定，确立该种程序制度的基础与框架，再由相关司法解释分别对具体纠纷事件所适用的程序问题进行规定。
近年来，随着公司法、物权法等法律相继修订、颁布，赋予法律关系主体越来越多的诉权，由此导致人民法院审判实践中商事纠纷案件数量激增，类型多样。而当前商事纠纷案件审理中面临着一个突出的难题，即部分实体法上赋予的权利缺乏相应的程序支撑，导致权利主体在实现诉权、保障实体权利的诉讼过程中遇到障碍和困难：有的实体权利在民事诉讼法上无相应程序，如抵押权人申请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等；有的虽可适用现行民事诉讼法上的程序，如股东知情权诉讼等，但诉讼程序显然和纠纷的性质特点不相适应，影响了当事人通过诉讼保护权益，解决纷争的效果。因此，针对上述特殊商事纠纷的特点，设立特殊的程序制度十分必要。
一、商事纠纷特殊程序的特点
实体诉权与程序保护之间的冲突与调和，适宜解决绝大部分纠纷事件的程序却不适宜于解决某一部分纠纷，是很多国家都面对的一个诉讼法上的难题，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的划分是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诉讼事件是指双方当事人对于诉讼标的存在民事权益争议并请求法院予以裁判的事件，而非讼事件是指利害关系人或申请人在没有民事权益争议的情况下，请求法院确认某种事实和权利是否存在，从而引起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事件。不同性质的纠纷事件需要不同的程序与之相适应。非讼事件这一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法学理论中的内涵及范围可能不同，但从目前各国的立法例看，非讼事件具有如下共同特点：
第一，非讼事件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冲突不明显，甚至无对立的双方当事人。非讼事件的审理一般由申请人提出，并不一定存在被申请人或另一方当事人。在非讼事件的审理中当事人的构成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只有一方，当事人因某一事件向法院提出某种申请，请求法院确认某一事实。二是当事人为双方，但他们之间没有民事权利、义务争执，只是为了防止日后发生争议，共同向法院申请，请求法院对某一事实予以确认。这是非讼事件和诉讼事件的根本不同之处。在诉讼事件中，必然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执的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存在，不存在对立的双方当事人的事件，不是诉讼事件。从诉争性方面看：诉讼事件主要是解决诉争性程度较高的主体之间的纠纷，而非讼事件的诉争性程度较低。从裁量性方面看，在诉讼案件中，法院要判断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存在，而在非讼事件中，法院并不判断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存在，而是确定权利义务的具体形态。第二，非讼事件一般带有不同程度的公益色彩，其内容不能任由当事人自由处分。法院对非讼事件的处理体现了国家对私权关系的干预，这和一般的民事诉讼事件有所不同。一般的民事诉讼事件通常是私权争议，体现当事人的私权利益，通常当事人在诉讼中可以自由处分其民事权益。第三，非讼事件一般需要法院简易、迅速、经济地处理，对时效性要求更强。而诉讼事件通常需要法院慎重、公正地处理，对于程序公正的保障要求更高。第四，对于非讼事件的处理结果，法院可以根据事实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予以变更或撤销，这和诉讼事件也有着显著的区别。诉讼事件一般强调对裁判既判力的维护，特别强调处理结果的稳定性、终局性，法院不能随意变更或者撤销。
非讼事件的特点决定了其通过普通的诉讼程序无法进行恰当的审理，必须适用另外一种不同的程序。适用于非讼事件审理的程序即为非讼程序。从国外立法例看，非讼程序一般遵循如下原则：第一，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在审理非讼事件时，法院有依职权探知的义务，对于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和证据，法院可以调查收集。这和诉讼案件中谁主张谁举证、举证不能者自行承担败诉的风险后果有所不同。第二，限制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由于非讼事件一般有浓厚的公益色彩，因此不同于诉讼案件中当事人可以自行处分实体权利，决定诉讼进程的做法。在诉讼案件审理中当事人的处分原则在非讼事件中不能适用。对于非讼事件的审理是否进行下去及其进度如何，当事人并无绝对的处分权，大多数情况下由法院确定。第三，不公开审理原则与书面审理原则。非讼事件一般没有对立的当事人，无需公开以增加审判程序的透明度，不公开审理的方式反而有助于提高效率，这一点和诉讼案件的审理恰恰相反。在诉讼案件中，公开审理是基本原则，是实现公正的保障，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以及裁判所依据的法律和程序规则公开，有利于保障诉讼民主与公正原则的实现。而非讼事件则强调书面审理用，虽然直接言词原则与公开原则相结合使诉讼程序易于发现真实和获得公众信任，但直接言词原则与非讼事件强调快速审理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非讼事件更多地采用书面审理原则。第四，非讼事件的裁判对法院的羁束力受到一定排除与限制。非讼案件中，一般仅仅是对某一事实的确认而非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确定，其裁判结果更强调妥当性和合目的性，因此在出现一定情形时，如对某一非讼事件的裁判发现确有错误，法院可予以变更或撤销。这和诉讼案件对于裁决既判力的维护有所不同，在诉讼案件中，特别强调程序的稳定，裁决一旦生效后，对法院和当事人都产生羁束力，即便法院也不能随意变更或撤销。第五，非讼事件审理期限短且一般一审终审。非讼案件强调纠纷的解决及时高效，过多的审级显然与这个目标不相适应，因此一般非讼案件一审终审，只有在发现裁决确有错误时才可能由法院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予以变更或撤销。
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是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基本类型，适用于非讼事件审理的程序即非讼程序，有观点认为该程序明显地具有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从事行政事务的性质。[1]与诉讼程序相比，非讼程序使得法院具有灵活性与主动性，可以迅速调整私人之间的生活关系。但其缺点也是明显的，即没有给当事人充分辩论的机会，不能充分保障当事人主张权利的机会。非讼程序的特点决定了其只适用于非讼事件的审理，而目前商事纠纷中存在的这些典型的非讼事件，恰恰需要适用非讼程序进行审理。
二、我国设立商事纠纷特殊程序的必要性
商事纠纷中的非讼事件，适用普通诉讼程序难以进行适当的审理，要么诉讼难以启动，或者启动以后无法展开；要么诉讼过于拖延，无法确保商事交易的效率和维护交易秩序。长期以来，我国对于非讼程序的立法与理论研究都落后于司法实践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非讼事件不仅数量上升，而且日趋复杂，现有诉讼制度与此极不适应，造成目前司法实践中的突出矛盾。
适宜采用特殊程序审理的纠纷类型
无论从司法实践还是由其他国家的司法经验来看，公司纠纷中的非讼事件都是非讼程序规范的主要对象。经过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目前将从公司设立到终止整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纠纷概括为48种类型，[2]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新类型的纠纷还将不断涌现。司法实践中，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一切公司纠纷的做法遇到了极大地困难与挑战，纠纷解决效果远未达到预期。在已有的公司纠纷类型中至少有以下案件在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处理时难以取得良好的裁判效果，需要适用特殊程序。
1．公司登记及设立股东名册、签发出资证明书或股票的案件。具体包括：申请设立登记，合并、分立、变更资本的登记，签发出资证明书，经公示催告程序法院宣告股票失效后的补发股票，股东名册登记，公司债券存根簿记载等案件类型。2．股东知情权案件。具体包括：查阅、复制公司章程等材料和符合一定条件的对于会计账簿的查阅。股东查阅公司章程等材料和对公司经营建议或质询的权利，公司应当披露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情况，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或记载股票发行等有关情况，上市公司公开财务状况、经营状况、重大诉讼和每半年公布一次财务会计报告等案件类型。3．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纠纷。具体包括：有限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纠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纠纷等案件类型。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与解任。5．监事等职权的行使。6．股份的司法估价，其实质是股份收购请求权纠纷，是指在法定情形下，对公司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所享有的要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份的权利。当异议股东行使股份收购请求权时，如果股东和公司不能就股份收买达成协议，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9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类型的案件一般对股东是否享有股份收购请求权不存在争议，而是对具体的股份收买价格存在争议，需要法院行使司法估价权，通过司法程序来确定公平的收购价格。7．公司清算。公司清算是指公司解散后，处分公司财产以及了结各种法律关系并最终消灭公司人格的行为和程序。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了公司解散事由出现后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而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又对公司解散和清算制度法律适用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公司清算由一系列行为构成，并需要遵守相应的清算程序。如，清理公司财产，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处理与清算公司的未了结的业务，清缴欠缴税款，清理债权债务，分配剩余财产，参加有关诉讼活动等。清算的特殊性使其对法院处理的程序具有特殊要求。事实上，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中已经对清算程序作出了部分特殊规定，但囿于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定，依然是在现行的普通民事诉讼程序框架内进行的变通，尚待完善。
除上述特殊的公司纠纷类型外，目前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以下矛盾较为突出的两类纠纷类型，需要适用特殊程序制度。
第一，申请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纠纷。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了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这一规定旨在简化抵押权实现程序，使得对抵押权本身及担保的主债权数额等问题不存在争议，仅仅对抵押权实现方式不能达成一致的当事人可以通过较为简便的程序以实现抵押权，从而降低抵押权的实现成本，提高抵押权的实现效率。然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同样也产生了实体法上赋予的权利缺乏程序回应的难题，
第二，申请人民法院拍卖建设工程纠纷。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了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旨在解决现实中的工程款拖欠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对承包人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争议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但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实现程序，特别是承包人申请人民法院拍卖建设工程应适用何种程序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都没有规定，使得承包人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实现存在程序上的障碍。
设立特殊程序的必要性
司法实践表明，上述纠纷具有鲜明的非讼事件的特点，一概适用诉讼案件的一般审理程序和审理原则影响了纠纷解决的效果，与商事主体追求经济效率的目标相去甚远。如股东知情权实现纠纷案件，股东和公司对于股东具有知情权不存在争议，股东是要求法院保障其知情权的实现，其诉讼目的要求迅速裁决。再如请求公司清算案件，申请人并不是要求法院审理其与公司或者公司清算义务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而只是要求法院指定成立清算组清算公司。而且，因为公司清算不仅涉及申请人的利益，还可能涉及其他不特定相对人的利益，所以这一案件又具有公益性。同时，因为公司不及时清算会造成公司财产流失，对外关系长期不确定，既损害债权人、股东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又危害交易秩序，所以案件需要迅速裁决。如果采用普通诉讼程序审理此类案件，经过一审、二审甚至再审程序后，即使申请人行使权利的主张得到法院判决的支持，也可能造成其权利行使已经不具有实际意义的后果。
目前除了公司法中规定无记名股票的复权适用公示催告程序之外，并没有审理商事纠纷案件的特殊程序规定。特殊程序的缺失导致在审判实践中都以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审理这些特殊纠纷案件，形成程序错位。程序缺失和程序错位在审判实践中造成的后果不容忽视。特殊商事纠纷案件审理迫切需要引入特殊程序制度。
三、商事纠纷特殊程序的可行性构想
民事诉讼法虽未采用非讼程序的概念，但也规定了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两种程序：审理一般诉讼案件适用的普通诉讼程序，包括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特别案件的特别程序，包括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程序、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程序、认定财产无主程序、督促程序以及公示催告程序。特别程序的一般性原则有：优先适用非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一审终审，一般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审限较短，如果在非讼程序中发现属于民事权益争议的则裁定终结非讼程序并告知利害关系人可以另行起诉。学术界的倾向性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中就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非讼程序，但是规定得过于简单，不能涵盖非讼程序应当具有的一般原则和规则。况且，现行特别程序的规定中并无上述特殊商事纠纷案件可资适用的空间。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事项只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因此，要在特殊商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引入特殊程序规则，必须通过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来实现。
笔者认为，上述特殊程序性质上仍为非讼程序，但是目前非讼程序理论发展表明，这一概念本身还具有争议性与不确定性，不适宜直接采用。而特别程序在民事诉讼法中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称谓，也不适宜直接采用。因这种程序制度专门适用于部分特殊类型的商事纠纷案件，可以称之为商事纠纷特殊程序。
综观各国关于非讼程序的立法例，有单独制定非讼事件法系统规定各类非讼事件的，有在民事诉讼法中专编规定的，有散见于民事诉讼法各编的，亦有制定非讼事件法，同时在其他实体法中广为援引的。我国的商事纠纷特殊程序制度，如何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达到与其他法律的协调统一，值得反复斟酌。笔者提出初步设想如下：
摘要：在人民法院的人员构成中，院长、庭长的地位特殊、职责重大。他们既属于审判人员，也是审判人员的管理者；既要履行审判职责，也要履行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其他职责。由于院长、庭长直接指导办案，直接管理法官，因而在审判管理工作中，其审判管理责任也更大，特别是在法院内部的层级管理中，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如何抓好审判管理工作，不断提高法院科学管理的水平，实现向管理要公正、要效率、要形象、要公信的目标，已经成为院长、庭长当前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
一、强化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的迫切性
准确把握法院管理的中心工作，遵循司法活动内在规律，建立符合审判规律和特点的审判管理机制，是不断深化法院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司法实践中，在院长、庭长行使审判工作的监督管理方面存在脱节和弱化趋势，制约了保障审判组织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等措施的实施。
（一）院长庭长管理行政化管理浓厚
法院管理是涵盖审判管理、人事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的一个有机体系，而院长庭长分别作为法院、业务庭的代表人，其职责必然包含对审判业务、工作人员和后勤保障事务的管理，三种管理权归集于一身。目前，院长、庭长管理行政化倾向浓厚，院长庭长三种管理权的边界模糊不清，过多的事务性管理工作已经成为影响其充分行使审判管理权的主要障碍。审判管理权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同时，审判管理的范围、程序长期缺乏制度性框架，权责难以明晰，导致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权处于自发行使、各自为政状态。
（二）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呈局限性
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的主要手段是听取重大疑难案件的汇报，履行法定的程序转换、审限延长审批职责等，审判管理的方式、途径单一，范围、内容具有局限性。有的仅在问题暴露后才进行管理，缺乏事前、事中管理；有的院长庭长在签发裁判文书时仅仅是作文字把关；有的管理思维模式固定，只是关注案件质量和效率；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取决于其自觉性和其实质影响力，制度化、规范化不足。
（三）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边缘化
“一五改革”后，院长庭长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除了对需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进行审查外，对其他案件过问的正当性在很多时候都会遭到法官的质疑，被认为是干预了审判组织的独立裁判权，其结果是不想管的院长庭长正好借此机会撒手不管，而想管的院长庭长又不知道如何管，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边缘化。
二、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的定位
构建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权，需要明确其与审判权的界限，理顺与其他层级主体审判管理权的关系。
（一）理顺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与其他层级主体审判管理权的关系
审判管理权从行使主体来讲，包括法院内部不同层级主体对审判执行工作的管理，也包括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基层法院的审判管理主要包括审判组织、审判机构、职能机构三个层级主体的管理。 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及独任审判员作为审判组织，在组织内部分别享有相应的审判管理职能，如审判长行使对庭前准备工作的组织、督促和检查等管理职能。法院、业务庭作为审判机构，其审判管理权由其代表人院长庭长行使。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不仅包括重大疑难复杂个案的微观管理、案件程序控制的中观管理，还包括对整个庭、分管的业务条线、甚至整个法院审判工作的宏观管理。职能机构则是专项行使审判管理职能的业务部门，如综合行使审判管理职能的机构，即成立审判管理办公室。职能机构主要通过案件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审判质效评估等手段实现专项或综合的管理职能，其工作成果体现为质量评查报告、质效评估数据等形式。
在审判组织、审判机构、职能机构三个层级主体的审判管理中，审判组织即要对组织内部审判事务实施管理，也要接受院长庭长和职能机构的审判管理。从审判管理权发展的历程来看，职能机构行使的审判管理权是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的让与和整合，两者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 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职能需要借助职能机构的管理成果，对本部门的审判执行情况分析，查找问题并提出对策，并不断健全审判管理制度。职能机构管理的对象是全院的审判工作，因此，院长庭长也要树立接受管理的理念，在部门内部积极配合职能机构开展审判管理工作。由此可见，三个层面审判管理权的协作、配合砌建了审判管理的大楼，三者不可混淆、不可替代。
（二）明晰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的界限
审判权、审判管理权是司法运行中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权限，两者在权力主体、依据、程序、目的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两者也存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依存关系。审判管理权衍生、从属于审判权，是对审判权的监督、制约，同时也保障审判权的良性运行。审判权作为裁判权，具有独立性，天然地抵抗外来的干预，审判管理权也因而受到审判权的反向制约。因此，审判管理权的行使应尊重审判权的自然特性，遵循其规律，对于涉及审判权行使的方面，如法官对实体权利义务的裁断，适时、克制、不介入。为此，需要科学界定审判管理权的边界，厘清和明确审判管理的范围和内容，也就是要健全和完善案件流程管理、质量评查、审判质效评估、监督指导等审判管理制度，以规范审判管理权的行使和切实发挥审判管理的作用。
三、加强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的建议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与审判组织、职能机构审判管理权的重要区别是管理范围的差异。审判组织属于自负其责，职能机构则是对全院的审判工作进行中观管理，而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则辐射了微观、中观、宏观管理三个部分。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范围的广泛性决定了管理手段的多元化，需要并必将借助于案件质量评查、案件流程管理和审判质效评估“三位一体”的审判管理系统 ，构建点、线、面管理相结合的审判管理体系。
（一）以重大个案管理为重点，加强点上管理
院长庭长的点上管理，是指以个案管理为重点，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案件、当事人反映强烈的群体性纠纷、有可能矛盾激化的案件等的管理，对案件实体裁决依法行使监督指导权，并做到管理到位但不越权、不越位。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对个案的独立裁判权，庭长不同意合议庭意见的，可以建议合议庭进行复议，并以书面形式明确提出需要复议的问题和理由；合议庭复议后，庭长仍不同意合议庭意见的，可以提交分管院领导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但不得改变合议庭的意见。另一方面院长庭长采取列席合议庭评议、听取汇报、查阅案卷等方式对案件进行审批和审核，着重审查案件争议的事实是否查清，认定争议事实的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法律适用是否正确，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否公平、合理，是否符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以审判流程管理为依托，实现线上管理
目前，各地法院普遍建立起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并由业务部门负责案件信息录入，由审判管理办公室等职能部门对信息录入的及时性、准确性、全面性进行督查。院长庭长的线上管理，则可依托审判流程管理系统，以节点控制为核心，着重对案件的立案、送达、开庭、裁判、执行、归档、上诉移送等审判流程节点进行监管，从而达到对案件全程的动态跟踪和事中管理。在整个流程运行中，庭长应及时将立案庭移交来的案件进行分配，合理配置本庭的法官资源，确定案件承办人、合议庭组成人员等，对于重大案件，可以决定亲自参加审判；院长庭长应强化审限监控，及时对预警案件进行催办和督办，履行好程序转换、程序延长等事项的审批和重点管理，提高办案效率。
（三）以案件质量评查和审判质效评估为载体，抓好面上管理
案件质量评查应由职能机构承担，如案件质量评查办公室，基层法院则大部分由审监庭承担，对案件立案、审判、执行的程序、实体以及法律文书、案卷归档的质量进行全面监督，对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案件、再审改判案件等进行重点评查。案件评查中发现的问题往往在质量评查通报中予以反映。同时，质效评估数据系统应由审判职能机构负责，如成立审判管理办公室，定期对审判质效评估数据进行提取、分析和通报，以实时反映审判执行工作动态。
院长庭长的面上管理以全面掌握审判执行工作基本态势为基础，进行综合指导，对此，应注重借助质量评查结果和质效评估数据。一是针对质量评查中发现的问题，开展针对性的调查研究工作，并组织专题研讨、专项培训，预防和减少类似错误。二是仔细研判审判质效评估数据，分析审判执行整体运行态势，作为优化审判指导监督、实现科学管理的依据；定期召开院务会或工作例会，研究审判质效评估数据及其变化，认真查找审判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注意抓住案件审判执行中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深入研究背后的实质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并督促落实改进。三是定期主持召开审判长联席会、典型或新类型案例评析会，统一同类案件裁判的价值取向和法律适用。四是定期主持召开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案件、涉诉信访案件例会，分析研究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督促落实。五是组织常规培训、法官讲坛和庭审观摩等活动，开展新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学习，相互交流审判经验，研讨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提高法律适用能力。
内容提要: 当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即部分实体法上的权利缺乏适当程序回应的难题。商事纠纷中存在的公司登记及变更股东名册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抵押权人申请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等大量非讼事件，如果适用普通诉讼程序审理，难以达到良好的裁判效果，目前就已经造成诉讼难以启动，或者启动以后无法展开，或者诉讼过于拖延，难以确保交易效率和交易秩序的维护等问题。应厘清此类特殊商事纠纷非讼性的特点，逐步推动建立商事纠纷特殊程序制度。值此民事诉讼法修改之机，应在民事诉讼法中对商事纠纷特殊程序的适用范围、管辖等问题进行原则性规定，确立该种程序制度的基础与框架，再由相关司法解释分别对具体纠纷事件所适用的程序问题进行规定。
近年来，随着公司法、物权法等法律相继修订、颁布，赋予法律关系主体越来越多的诉权，由此导致人民法院审判实践中商事纠纷案件数量激增，类型多样。而当前商事纠纷案件审理中面临着一个突出的难题，即部分实体法上赋予的权利缺乏相应的程序支撑，导致权利主体在实现诉权、保障实体权利的诉讼过程中遇到障碍和困难：有的实体权利在民事诉讼法上无相应程序，如抵押权人申请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等；有的虽可适用现行民事诉讼法上的程序，如股东知情权诉讼等，但诉讼程序显然和纠纷的性质特点不相适应，影响了当事人通过诉讼保护权益，解决纷争的效果。因此，针对上述特殊商事纠纷的特点，设立特殊的程序制度十分必要。
一、商事纠纷特殊程序的特点
实体诉权与程序保护之间的冲突与调和，适宜解决绝大部分纠纷事件的程序却不适宜于解决某一部分纠纷，是很多国家都面对的一个诉讼法上的难题，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的划分是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诉讼事件是指双方当事人对于诉讼标的存在民事权益争议并请求法院予以裁判的事件，而非讼事件是指利害关系人或申请人在没有民事权益争议的情况下，请求法院确认某种事实和权利是否存在，从而引起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事件。不同性质的纠纷事件需要不同的程序与之相适应。非讼事件这一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法学理论中的内涵及范围可能不同，但从目前各国的立法例看，非讼事件具有如下共同特点：
第一，非讼事件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冲突不明显，甚至无对立的双方当事人。非讼事件的审理一般由申请人提出，并不一定存在被申请人或另一方当事人。在非讼事件的审理中当事人的构成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只有一方，当事人因某一事件向法院提出某种申请，请求法院确认某一事实。二是当事人为双方，但他们之间没有民事权利、义务争执，只是为了防止日后发生争议，共同向法院申请，请求法院对某一事实予以确认。这是非讼事件和诉讼事件的根本不同之处。在诉讼事件中，必然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执的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存在，不存在对立的双方当事人的事件，不是诉讼事件。从诉争性方面看：诉讼事件主要是解决诉争性程度较高的主体之间的纠纷，而非讼事件的诉争性程度较低。从裁量性方面看，在诉讼案件中，法院要判断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存在，而在非讼事件中，法院并不判断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存在，而是确定权利义务的具体形态。第二，非讼事件一般带有不同程度的公益色彩，其内容不能任由当事人自由处分。法院对非讼事件的处理体现了国家对私权关系的干预，这和一般的民事诉讼事件有所不同。一般的民事诉讼事件通常是私权争议，体现当事人的私权利益，通常当事人在诉讼中可以自由处分其民事权益。第三，非讼事件一般需要法院简易、迅速、经济地处理，对时效性要求更强。而诉讼事件通常需要法院慎重、公正地处理，对于程序公正的保障要求更高。第四，对于非讼事件的处理结果，法院可以根据事实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予以变更或撤销，这和诉讼事件也有着显著的区别。诉讼事件一般强调对裁判既判力的维护，特别强调处理结果的稳定性、终局性，法院不能随意变更或者撤销。
非讼事件的特点决定了其通过普通的诉讼程序无法进行恰当的审理，必须适用另外一种不同的程序。适用于非讼事件审理的程序即为非讼程序。从国外立法例看，非讼程序一般遵循如下原则：第一，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在审理非讼事件时，法院有依职权探知的义务，对于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和证据，法院可以调查收集。这和诉讼案件中谁主张谁举证、举证不能者自行承担败诉的风险后果有所不同。第二，限制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由于非讼事件一般有浓厚的公益色彩，因此不同于诉讼案件中当事人可以自行处分实体权利，决定诉讼进程的做法。在诉讼案件审理中当事人的处分原则在非讼事件中不能适用。对于非讼事件的审理是否进行下去及其进度如何，当事人并无绝对的处分权，大多数情况下由法院确定。第三，不公开审理原则与书面审理原则。非讼事件一般没有对立的当事人，无需公开以增加审判程序的透明度，不公开审理的方式反而有助于提高效率，这一点和诉讼案件的审理恰恰相反。在诉讼案件中，公开审理是基本原则，是实现公正的保障，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以及裁判所依据的法律和程序规则公开，有利于保障诉讼民主与公正原则的实现。而非讼事件则强调书面审理用，虽然直接言词原则与公开原则相结合使诉讼程序易于发现真实和获得公众信任，但直接言词原则与非讼事件强调快速审理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非讼事件更多地采用书面审理原则。第四，非讼事件的裁判对法院的羁束力受到一定排除与限制。非讼案件中，一般仅仅是对某一事实的确认而非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确定，其裁判结果更强调妥当性和合目的性，因此在出现一定情形时，如对某一非讼事件的裁判发现确有错误，法院可予以变更或撤销。这和诉讼案件对于裁决既判力的维护有所不同，在诉讼案件中，特别强调程序的稳定，裁决一旦生效后，对法院和当事人都产生羁束力，即便法院也不能随意变更或撤销。第五，非讼事件审理期限短且一般一审终审。非讼案件强调纠纷的解决及时高效，过多的审级显然与这个目标不相适应，因此一般非讼案件一审终审，只有在发现裁决确有错误时才可能由法院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予以变更或撤销。
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是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基本类型，适用于非讼事件审理的程序即非讼程序，有观点认为该程序明显地具有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从事行政事务的性质。[1]与诉讼程序相比，非讼程序使得法院具有灵活性与主动性，可以迅速调整私人之间的生活关系。但其缺点也是明显的，即没有给当事人充分辩论的机会，不能充分保障当事人主张权利的机会。非讼程序的特点决定了其只适用于非讼事件的审理，而目前商事纠纷中存在的这些典型的非讼事件，恰恰需要适用非讼程序进行审理。
二、我国设立商事纠纷特殊程序的必要性
商事纠纷中的非讼事件，适用普通诉讼程序难以进行适当的审理，要么诉讼难以启动，或者启动以后无法展开；要么诉讼过于拖延，无法确保商事交易的效率和维护交易秩序。长期以来，我国对于非讼程序的立法与理论研究都落后于司法实践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非讼事件不仅数量上升，而且日趋复杂，现有诉讼制度与此极不适应，造成目前司法实践中的突出矛盾。
适宜采用特殊程序审理的纠纷类型
无论从司法实践还是由其他国家的司法经验来看，公司纠纷中的非讼事件都是非讼程序规范的主要对象。经过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目前将从公司设立到终止整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纠纷概括为48种类型，[2]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新类型的纠纷还将不断涌现。司法实践中，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一切公司纠纷的做法遇到了极大地困难与挑战，纠纷解决效果远未达到预期。在已有的公司纠纷类型中至少有以下案件在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处理时难以取得良好的裁判效果，需要适用特殊程序。
1．公司登记及设立股东名册、签发出资证明书或股票的案件。具体包括：申请设立登记，合并、分立、变更资本的登记，签发出资证明书，经公示催告程序法院宣告股票失效后的补发股票，股东名册登记，公司债券存根簿记载等案件类型。2．股东知情权案件。具体包括：查阅、复制公司章程等材料和符合一定条件的对于会计账簿的查阅。股东查阅公司章程等材料和对公司经营建议或质询的权利，公司应当披露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情况，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或记载股票发行等有关情况，上市公司公开财务状况、经营状况、重大诉讼和每半年公布一次财务会计报告等案件类型。3．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纠纷。具体包括：有限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纠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纠纷等案件类型。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与解任。5．监事等职权的行使。6．股份的司法估价，其实质是股份收购请求权纠纷，是指在法定情形下，对公司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所享有的要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份的权利。当异议股东行使股份收购请求权时，如果股东和公司不能就股份收买达成协议，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9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类型的案件一般对股东是否享有股份收购请求权不存在争议，而是对具体的股份收买价格存在争议，需要法院行使司法估价权，通过司法程序来确定公平的收购价格。7．公司清算。公司清算是指公司解散后，处分公司财产以及了结各种法律关系并最终消灭公司人格的行为和程序。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了公司解散事由出现后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而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又对公司解散和清算制度法律适用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公司清算由一系列行为构成，并需要遵守相应的清算程序。如，清理公司财产，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处理与清算公司的未了结的业务，清缴欠缴税款，清理债权债务，分配剩余财产，参加有关诉讼活动等。清算的特殊性使其对法院处理的程序具有特殊要求。事实上，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中已经对清算程序作出了部分特殊规定，但囿于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定，依然是在现行的普通民事诉讼程序框架内进行的变通，尚待完善。
除上述特殊的公司纠纷类型外，目前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以下矛盾较为突出的两类纠纷类型，需要适用特殊程序制度。
第一，申请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纠纷。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了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这一规定旨在简化抵押权实现程序，使得对抵押权本身及担保的主债权数额等问题不存在争议，仅仅对抵押权实现方式不能达成一致的当事人可以通过较为简便的程序以实现抵押权，从而降低抵押权的实现成本，提高抵押权的实现效率。然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同样也产生了实体法上赋予的权利缺乏程序回应的难题，
第二，申请人民法院拍卖建设工程纠纷。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了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旨在解决现实中的工程款拖欠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对承包人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争议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但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实现程序，特别是承包人申请人民法院拍卖建设工程应适用何种程序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都没有规定，使得承包人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实现存在程序上的障碍。
设立特殊程序的必要性
司法实践表明，上述纠纷具有鲜明的非讼事件的特点，一概适用诉讼案件的一般审理程序和审理原则影响了纠纷解决的效果，与商事主体追求经济效率的目标相去甚远。如股东知情权实现纠纷案件，股东和公司对于股东具有知情权不存在争议，股东是要求法院保障其知情权的实现，其诉讼目的要求迅速裁决。再如请求公司清算案件，申请人并不是要求法院审理其与公司或者公司清算义务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而只是要求法院指定成立清算组清算公司。而且，因为公司清算不仅涉及申请人的利益，还可能涉及其他不特定相对人的利益，所以这一案件又具有公益性。同时，因为公司不及时清算会造成公司财产流失，对外关系长期不确定，既损害债权人、股东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又危害交易秩序，所以案件需要迅速裁决。如果采用普通诉讼程序审理此类案件，经过一审、二审甚至再审程序后，即使申请人行使权利的主张得到法院判决的支持，也可能造成其权利行使已经不具有实际意义的后果。
目前除了公司法中规定无记名股票的复权适用公示催告程序之外，并没有审理商事纠纷案件的特殊程序规定。特殊程序的缺失导致在审判实践中都以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审理这些特殊纠纷案件，形成程序错位。程序缺失和程序错位在审判实践中造成的后果不容忽视。特殊商事纠纷案件审理迫切需要引入特殊程序制度。
三、商事纠纷特殊程序的可行性构想
民事诉讼法虽未采用非讼程序的概念，但也规定了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两种程序：审理一般诉讼案件适用的普通诉讼程序，包括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特别案件的特别程序，包括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程序、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程序、认定财产无主程序、督促程序以及公示催告程序。特别程序的一般性原则有：优先适用非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一审终审，一般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审限较短，如果在非讼程序中发现属于民事权益争议的则裁定终结非讼程序并告知利害关系人可以另行起诉。学术界的倾向性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中就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非讼程序，但是规定得过于简单，不能涵盖非讼程序应当具有的一般原则和规则。况且，现行特别程序的规定中并无上述特殊商事纠纷案件可资适用的空间。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事项只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因此，要在特殊商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引入特殊程序规则，必须通过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来实现。
笔者认为，上述特殊程序性质上仍为非讼程序，但是目前非讼程序理论发展表明，这一概念本身还具有争议性与不确定性，不适宜直接采用。而特别程序在民事诉讼法中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称谓，也不适宜直接采用。因这种程序制度专门适用于部分特殊类型的商事纠纷案件，可以称之为商事纠纷特殊程序。
综观各国关于非讼程序的立法例，有单独制定非讼事件法系统规定各类非讼事件的，有在民事诉讼法中专编规定的，有散见于民事诉讼法各编的，亦有制定非讼事件法，同时在其他实体法中广为援引的。我国的商事纠纷特殊程序制度，如何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达到与其他法律的协调统一，值得反复斟酌。笔者提出初步设想如下：
摘要：在人民法院的人员构成中，院长、庭长的地位特殊、职责重大。他们既属于审判人员，也是审判人员的管理者；既要履行审判职责，也要履行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其他职责。由于院长、庭长直接指导办案，直接管理法官，因而在审判管理工作中，其审判管理责任也更大，特别是在法院内部的层级管理中，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如何抓好审判管理工作，不断提高法院科学管理的水平，实现向管理要公正、要效率、要形象、要公信的目标，已经成为院长、庭长当前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
一、强化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的迫切性
准确把握法院管理的中心工作，遵循司法活动内在规律，建立符合审判规律和特点的审判管理机制，是不断深化法院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司法实践中，在院长、庭长行使审判工作的监督管理方面存在脱节和弱化趋势，制约了保障审判组织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等措施的实施。
（一）院长庭长管理行政化管理浓厚
法院管理是涵盖审判管理、人事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的一个有机体系，而院长庭长分别作为法院、业务庭的代表人，其职责必然包含对审判业务、工作人员和后勤保障事务的管理，三种管理权归集于一身。目前，院长、庭长管理行政化倾向浓厚，院长庭长三种管理权的边界模糊不清，过多的事务性管理工作已经成为影响其充分行使审判管理权的主要障碍。审判管理权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同时，审判管理的范围、程序长期缺乏制度性框架，权责难以明晰，导致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权处于自发行使、各自为政状态。
（二）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呈局限性
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的主要手段是听取重大疑难案件的汇报，履行法定的程序转换、审限延长审批职责等，审判管理的方式、途径单一，范围、内容具有局限性。有的仅在问题暴露后才进行管理，缺乏事前、事中管理；有的院长庭长在签发裁判文书时仅仅是作文字把关；有的管理思维模式固定，只是关注案件质量和效率；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取决于其自觉性和其实质影响力，制度化、规范化不足。
（三）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边缘化
“一五改革”后，院长庭长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除了对需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进行审查外，对其他案件过问的正当性在很多时候都会遭到法官的质疑，被认为是干预了审判组织的独立裁判权，其结果是不想管的院长庭长正好借此机会撒手不管，而想管的院长庭长又不知道如何管，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边缘化。
二、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的定位
构建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权，需要明确其与审判权的界限，理顺与其他层级主体审判管理权的关系。
（一）理顺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与其他层级主体审判管理权的关系
审判管理权从行使主体来讲，包括法院内部不同层级主体对审判执行工作的管理，也包括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基层法院的审判管理主要包括审判组织、审判机构、职能机构三个层级主体的管理。 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及独任审判员作为审判组织，在组织内部分别享有相应的审判管理职能，如审判长行使对庭前准备工作的组织、督促和检查等管理职能。法院、业务庭作为审判机构，其审判管理权由其代表人院长庭长行使。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不仅包括重大疑难复杂个案的微观管理、案件程序控制的中观管理，还包括对整个庭、分管的业务条线、甚至整个法院审判工作的宏观管理。职能机构则是专项行使审判管理职能的业务部门，如综合行使审判管理职能的机构，即成立审判管理办公室。职能机构主要通过案件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审判质效评估等手段实现专项或综合的管理职能，其工作成果体现为质量评查报告、质效评估数据等形式。
在审判组织、审判机构、职能机构三个层级主体的审判管理中，审判组织即要对组织内部审判事务实施管理，也要接受院长庭长和职能机构的审判管理。从审判管理权发展的历程来看，职能机构行使的审判管理权是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的让与和整合，两者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 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职能需要借助职能机构的管理成果，对本部门的审判执行情况分析，查找问题并提出对策，并不断健全审判管理制度。职能机构管理的对象是全院的审判工作，因此，院长庭长也要树立接受管理的理念，在部门内部积极配合职能机构开展审判管理工作。由此可见，三个层面审判管理权的协作、配合砌建了审判管理的大楼，三者不可混淆、不可替代。
（二）明晰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的界限
审判权、审判管理权是司法运行中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权限，两者在权力主体、依据、程序、目的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两者也存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依存关系。审判管理权衍生、从属于审判权，是对审判权的监督、制约，同时也保障审判权的良性运行。审判权作为裁判权，具有独立性，天然地抵抗外来的干预，审判管理权也因而受到审判权的反向制约。因此，审判管理权的行使应尊重审判权的自然特性，遵循其规律，对于涉及审判权行使的方面，如法官对实体权利义务的裁断，适时、克制、不介入。为此，需要科学界定审判管理权的边界，厘清和明确审判管理的范围和内容，也就是要健全和完善案件流程管理、质量评查、审判质效评估、监督指导等审判管理制度，以规范审判管理权的行使和切实发挥审判管理的作用。
三、加强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的建议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与审判组织、职能机构审判管理权的重要区别是管理范围的差异。审判组织属于自负其责，职能机构则是对全院的审判工作进行中观管理，而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则辐射了微观、中观、宏观管理三个部分。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范围的广泛性决定了管理手段的多元化，需要并必将借助于案件质量评查、案件流程管理和审判质效评估“三位一体”的审判管理系统 ，构建点、线、面管理相结合的审判管理体系。
（一）以重大个案管理为重点，加强点上管理
院长庭长的点上管理，是指以个案管理为重点，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案件、当事人反映强烈的群体性纠纷、有可能矛盾激化的案件等的管理，对案件实体裁决依法行使监督指导权，并做到管理到位但不越权、不越位。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对个案的独立裁判权，庭长不同意合议庭意见的，可以建议合议庭进行复议，并以书面形式明确提出需要复议的问题和理由；合议庭复议后，庭长仍不同意合议庭意见的，可以提交分管院领导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但不得改变合议庭的意见。另一方面院长庭长采取列席合议庭评议、听取汇报、查阅案卷等方式对案件进行审批和审核，着重审查案件争议的事实是否查清，认定争议事实的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法律适用是否正确，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否公平、合理，是否符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以审判流程管理为依托，实现线上管理
目前，各地法院普遍建立起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并由业务部门负责案件信息录入，由审判管理办公室等职能部门对信息录入的及时性、准确性、全面性进行督查。院长庭长的线上管理，则可依托审判流程管理系统，以节点控制为核心，着重对案件的立案、送达、开庭、裁判、执行、归档、上诉移送等审判流程节点进行监管，从而达到对案件全程的动态跟踪和事中管理。在整个流程运行中，庭长应及时将立案庭移交来的案件进行分配，合理配置本庭的法官资源，确定案件承办人、合议庭组成人员等，对于重大案件，可以决定亲自参加审判；院长庭长应强化审限监控，及时对预警案件进行催办和督办，履行好程序转换、程序延长等事项的审批和重点管理，提高办案效率。
（三）以案件质量评查和审判质效评估为载体，抓好面上管理
案件质量评查应由职能机构承担，如案件质量评查办公室，基层法院则大部分由审监庭承担，对案件立案、审判、执行的程序、实体以及法律文书、案卷归档的质量进行全面监督，对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案件、再审改判案件等进行重点评查。案件评查中发现的问题往往在质量评查通报中予以反映。同时，质效评估数据系统应由审判职能机构负责，如成立审判管理办公室，定期对审判质效评估数据进行提取、分析和通报，以实时反映审判执行工作动态。
院长庭长的面上管理以全面掌握审判执行工作基本态势为基础，进行综合指导，对此，应注重借助质量评查结果和质效评估数据。一是针对质量评查中发现的问题，开展针对性的调查研究工作，并组织专题研讨、专项培训，预防和减少类似错误。二是仔细研判审判质效评估数据，分析审判执行整体运行态势，作为优化审判指导监督、实现科学管理的依据；定期召开院务会或工作例会，研究审判质效评估数据及其变化，认真查找审判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注意抓住案件审判执行中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深入研究背后的实质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并督促落实改进。三是定期主持召开审判长联席会、典型或新类型案例评析会，统一同类案件裁判的价值取向和法律适用。四是定期主持召开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案件、涉诉信访案件例会，分析研究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督促落实。五是组织常规培训、法官讲坛和庭审观摩等活动，开展新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学习，相互交流审判经验，研讨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提高法律适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