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困境与出路/朱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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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起盗窃案引发的
刑事公诉风险问题的思考

作者：贺轶民
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电话：010-65014161

一般来说，由于民事诉讼调整平等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诉讼风险容易引起关注，特别是涉及诉讼标的额较大时，相应的诉讼费用更为突出。而刑事公诉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来履行职责，这之前侦查机关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因此，公诉机关的刑事诉讼风险很容易不被重视。但是，随着法院审判中心主义的兴起，法院进行刑事庭审判决时担任居中裁判的角色越为彰显，检察机关的公诉风险研究也就显得较为重要。
一、一个刑事公诉风险的典型案例
郑某某盗窃一案中，被告人郑某某幼年父母双亡，由其姑妈王某抚养成人。王某有一子王甲、一女王乙。2000年郑某某随王某来京做小生意，和王某、王甲、王乙一起生活，并受雇于王某，由王某每月发给其工资。后来王某欠郑某某工资1000余元没发放，郑某某便偷偷将王乙床铺下的存折拿出去到银行取出1万元人民币，被王乙告发归案。公安机关侦查完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根据王某某、王甲、王甲妻子等的证人证言和存折以及被害人王乙的陈述，认定盗窃事实成立，且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中“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规定的情形，因此依法提起公诉。在法院审判时，王甲、王甲妻子的证言发生变化，王乙作为案件被害人也请求检察机关不要追究郑某某的刑事责任。这样，案件的发展将检察机关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原本事实清楚的案件却因证人翻证导致指控无力，最后法院宣判被告人郑某某无罪。
二、案件反映的公诉风险原因
一般来说，公诉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证据的变化风险和指控罪名不准确的风险，这种风险对每一个刑事案件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对有些类型的刑事案件表现得更为突出，比如本案所涉及的亲属之间的轻微刑事案件。
1、犯罪事实主要依靠亲属间证人证言建构的证据体系，在案件当中随着诉讼程序的推进出现较大的变化。郑某某盗窃一案中，虽然王乙等都不是其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但是他们生活在一起且又有血缘关系，王乙到公安机关报案时可能也是出于一时的激愤，这样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其本人往往事情一过就后悔，或者在亲属的影响下也不得不放弃原来要追究郑某某刑事责任的念头。因此，证人证言的变化和无罪判决的做出也就在所难免。
2、检察机关执法观念的问题。违法必究是沿袭已久的一个执法理念，检察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往往集中反映在追诉效率上。在这种执法观念的指导下，从侦查人员到检察官往往更为关注有罪的证据，而忽视了无罪证据的搜集与固定。事实上，郑某某盗窃一案的公诉风险从一开始就存在，这种亲属之间的盗窃行为，事发现场一般只有亲属在，而亲属之间的有罪证言很不稳定，往往会掺杂一些主观情感，有罪证言向无罪证言转化的倾向总是存在。国家的公权力介入这种亲属关系之间去追究轻微的刑事犯罪往往出力不讨好。正是由于该案的证人证言本身就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利于被告人的证言趋势总是存在的。这样，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如果没有对这种证言趋势的发展概率做出正确的评价，简单地处理为有罪追诉的模式无疑会加大案件的追诉风险。
三、此类案件公诉风险的应对
此类案件的公诉风险问题相对比较集中，研究其应对策略有益于为解决一般案件的公诉风险探索出一个积极的处理模式。
1、树立恢复性司法理念，谨慎起诉。司法的最终价值在于对社会关系的维护。这至少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司法来建构尚未建立的社会关系；二是通过司法来修复被破损的社会关系。毫无疑问，案例中郑某某的行为已经对与其生存相关的社会关系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了的社会关系完全不是只有通过司法机关才能修复。事实上，通过相关关系人的调解，被害人王乙也已经出现了欲放弃诉讼的念头，这时检察机关的追诉就应当谨慎，要提前做好证人翻证的防范性工作，避免陷入“两头冷中间热”的尴尬境地。比如，对被害人的心态要正确把握，对与此相关的关系人的证言要确实固定好，细化案件的各种证据，切断证言变化的可能。
2、建议被害人自诉或者作不诉处理。根据案件在不同诉讼阶段采取相应的处理方案，及时消化各种有可能引发的矛盾。比如，在案件的受理阶段，应当建议被害人自诉，这样给被害人以充分的自由处分权，避免检察机关生硬介入后的种种弊端。如果案件已经到了审查起诉阶段，经过调解使得被告人认识了行为的错误，同时被害人也愿意接受被告人的弥补措施，对这类犯罪危害不大的案件应当采取不诉处理。
3、如果被害人坚决要求起诉，应当协调法院建立快诉快审的司法渠道。对待这种证人证言极易发生反复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和法院进行协调，采取快诉快审的简易审方式，快速判决、快速结案；同时建议刑罚时采取社区矫正的方式，一方面有利于证人证言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止社会摩擦的加剧。
4、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思想指导下，树立案件的诉讼风险意识，节约司法成本。检察机关要适应新的形势，树立起诉讼风险意识，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监督的效果，真正维护好社会的公平正义。郑某某盗窃一案，从公安机关大量的侦查取证工作，到检察院的审查起诉，最后法院判决无罪又引起检法两部门检委会、审委会的大量司法性工作，司法成本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消耗非常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动用如此大的司法成本，必须计算相应的诉讼风险，尤其是要充分注意具体案件的刑事追诉目的。如果仅仅因为诸如亲属之间的轻微刑事犯罪，就过于奢侈地消费有限的法律资源，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这类案件的刑事审前程序完全可以实现比刑事追诉更为有效的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审查起诉部门必须适应检察工作不断发展的需要，树立刑事公诉的诉讼风险意识，从而有效节约司法成本，实现司法资源的最优化。


从《理想国》中解读柏拉图论正义

李光恩


　　摘要：柏拉图的正义论是一套体系，要详细论述他所谈到的正义，需涉及许多方面和问题。但也不妨尝试单从柏拉图“如何”论正义入手，并以《理想国》一书中的相关内容为主线进行展开。
关键词：柏拉图 《理想国》 正义
　　一、柏拉图、《理想国》与正义论
　　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法律思想家和政治家。生于雅典城邦衰落时期，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危机四伏。20岁时跟随苏格拉底学习，其后有过12年的游历和三次西西里之行；我们今天所知的Academy即为柏拉图在雅典创办的“阿卡德米”学园。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前后共著对话二十五篇，《理想国》成于壮年，此书可谓震古铄今，讨论的问题非常丰富。该书的副标题即“正义论”，围绕探讨什么是“正义”而展开。
　　二、关于“正义”问题的考虑
　　柏拉图探讨正义问题深受两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一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二为苏格拉底之死。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于公元前431年，历时27载，交战双方为雅典和斯巴达，但最终以雅典失败告终。此次战争是希腊历时的转折点，使雅典走出了全盛时期。“希腊奴隶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奴隶与奴隶主间，自由民各阶层间，两个同盟集团间，盟主国与同盟国间的一切矛盾都暴露出来了”。［1］传统的道德、正义观念在严峻的战争形势面前显得不堪一击，战争对于雅典或斯巴达任何一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雅典“三十僭主”推翻了民主政制，因实施暴政，8个月后又被民众推翻。其后民主派当政，苏格拉底被控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还引进了新的神及败坏青年的罪名，并在民主派的极端民主中被处死。因此，“柏拉图深深体会到现实政治的善和正义十分不易”。［2］
柏拉图老年回顾他青年时代的雅典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他谈到“在那些日子里，城邦不再遵从先人的习俗和制度”，他看到“法律和习俗的大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倒塌”。［3］所以说正是这些事件构成的时代背景使得柏拉图重新思考正义等一切问题。
　　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社会对各种行为或制度的评价是不同的，称这些是“正义”的，那些是“不正义”的，我们不能通过考察这些行为或制度来总结出正义的涵义；没有一种行为或制度是正义的完美体现；也没有一种行为或制度能为大众普遍认可。［4］故而在众多关于正义问题的争议中，柏拉图试图从批驳“正义”观出发，探寻、追求真正的正义。
　　三、柏拉图驳“正义”
　　（一）质疑克法洛斯
　　克法罗斯是住在比雷埃夫斯港的叙拉古商人，在柏拉图的书中已经是一位“经过了漫长的人生道路的老旅客”，他认为“对于通情达理的人来说，有了钱财就用不着存心做假或不得已而骗人了，当他要到另一世界去的时候，他也就用不着为亏欠了神的祭品和人的债务而心惊胆战了”。由此，柏拉图总结克法洛斯的正义观为“有话实说，有债照还”。但是，柏拉图又反诘，“譬如说，你有个朋友在头脑清楚的时候，曾经把武器交给你，假如后来他疯了，再跟你要回去……如果竟还给了他，那倒是不正义的。把整个真实状况告诉疯子也是不正义的”。［5］因此说，柏拉图认为这并不是正义。
　　（二）与玻勒马霍斯的辩论
　　玻勒马霍斯认为如果相信西蒙尼德的说法，欠债照还就是正义。但柏拉图认为西蒙尼德所言另有所指，“朋友之间应该与人为善”，把钱归还原主，对收方或还方有害则不算是正义了。那么欠敌人的是否要还呢？他认为西蒙尼德对什么是正义说得含糊不清。应该是说“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份的报答，就是他所谓的‘还债’”。［6］
　　二人又进一步讨论，“什么是正义所给的恰如其分的报答呢？”，玻勒马霍斯归纳为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但柏拉图提出，正义的人在什么行动中，在什么目的下，最能利友而害敌呢？在接着的辩论中，柏拉图分别提到了如下观点：（1）不打仗的时候，正义的人岂不也是毫无用处的？（2）一个正义的人，既善于管钱，也就善于偷钱；（3）有一些人把好人当成敌人；拿坏人当成朋友。如此一来就成了帮助坏人为害好人，则不正义了；（4）“正义就是助友害敌”，而“伤害任何人无论如何总是不正义的”，因此“正义的人让人变得不正义了”。［7］
　　（三）反驳色拉叙马霍斯
　　智者是公元前5～前4世纪希腊的一批收徒取酬的职业教师的统称，能言善辩，晚期智者的末流堕于诡辩，因此智者在历史上又成为诡辩论者的同义语。
　　色拉叙马霍斯便是当时智者派的代表，而“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也正是智者当中盛行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城邦中谁强谁统治，统治者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并明告：凡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有正义的；谁不遵守，就是违法，又有不正义之名。所谓正义就是当时政府的利益，而政府当然有权，是为强者，故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柏拉图循着这一论断，指出各国统治者难免犯错误，所以他们立法的时候，会出现有些法立错的问题，立错了的法是对他们是不利的，而不管是什么法，人民都得遵守，因此“遵守对强者不利的法也是正义的了”。
　　柏拉图又指出，“在任何政府里，一个统治者，当他是统治者的时候，他也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百姓的利益，他的一言一行都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因为“没有一门科学或技艺是只顾到寻求强者的利益而不顾及它所支配的弱者的利益的”。［8］
　　从以上两方面，柏拉图有利地辩驳了色拉叙马霍斯所谓的“正义是强者的利益”的观点，对强者不利的也可能成为所谓“正义”，而且其所为的正义也不全是强者的利益。
　　但色拉叙马霍斯并不屈服，又提出了“正义的人跟不正义的人相比，总是处处吃亏”，即不正义比正义更加有利。
　　柏拉图论述说，正义者不会想胜过别个正义者，只会要求胜过异类，至于不正义者则对同类异类都要求胜过。但是一个又聪明又好的人，不愿超过和自己同类的人，但愿超过跟自己不同类而且相反的人；一个又笨又坏的人反倒对同类和不同类的人都想超过，因此正义的人又聪明又好，不正义的人又笨又坏。而“正义是心灵的德性，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正义的心灵促使人们能够以正当的方式生活，导致好的行为方式，因此会快乐幸福，而不正义者却相反，因此“不正义绝对不会比正义更有利了”。［9］
　　四、柏拉图论正义
　　在驳斥了以上各种观点后，柏拉图开始讨论他所认为的正义。在他看来，“假定我们视力不好，人家要我们读远处写着的小字，正在这时候有人发现别处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字，我们就可以先读大字后读小字，再看看他们是不是一样”。因此，“我们可以说，有个的人正义，也有整个城邦的正义”。然而“在较大的东西里面有较多的正义，也就更容易理解，我们先探讨在城邦里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这叫由大见小”，［10］故而先讨论何为国家正义。
　　为此，柏拉图“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构建了一个城邦，因为这是国家正义的首要问题，他认为在这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且这个城邦还要能保持统一，是一个有机体，而且没有什么比国家闹分裂更恶的了。在这个城邦中的生产者、护卫者、统治者，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赋的职业，“正义就是这个原则”。柏拉图用“金属说”［11］说明每个人的禀赋是不同的，有人身上被加入了黄金，这些人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被加入白银的人是护卫者；被加入铁和铜的人便是农民等生产者。人生下来体质和智力上的差别，适合不同职务。在论述当中，柏拉图特别提到了对护卫者怎样接受训练接受教育的问题，柏拉图认为很难找到比“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包括音乐、文学之义）来陶冶心灵”更好的教育了。他们不能听不相干的人讲不相干的故事，不能让他们的心灵接受许多他们成年之后不应该有的一些见解。例如，首先就应抛弃把最伟大的神描写得丑恶不堪的故事。
　　关于讨论个人正义，柏拉图认为，一个正义的人和一个正义的国家无区别，“个人在自己的灵魂里具有和城邦里所发现的同样的那几种组成部分”，即欲望、激情、理智，“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他也就是正义的，即也是做他本份的事情的”，而“理智既然是智慧的，是为整个心灵的利益而谋划的”，因此理智应该起领导作用；激情应服从并协助理智；欲望会使人感到快乐，但愿望过强会使人变得邪恶。一个人正义的人其灵魂的三部分应该协调与和谐，而不正义应该就是三种部分之间的斗争不和、相互间管闲事和互相干涉。［12］
　　国家正义一方面是个人的前提，个人正义则是国家正义的基础。“个人灵魂达到正义，每个人就会以其个人的正义的行为参与适合自己本分的工作，参与实现国家的正义”。［13］
　　五、结语
　　《理想国》中心内容是讨论正义，整部作品内涵精深，对后世影响极大。
　　该书共十卷，第一、二卷主要是关于什么是正义以及正义与不正义谁更有利的问题，分别先后与克法洛斯、玻勒马霍斯、色拉叙马霍斯的讨论和辩驳。但此间并为完全论述究竟何为正义。
　　从第二卷后部分至第四卷，柏拉图论述了自己的正义理论，但最后也未定义出什么是正义，而是把正义分为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来进行讨论。
　　第五、第六、第七卷，柏拉图论述了怎样实现正义，其中论及“公有制度”，教育问题，还包括哲学王之治。
第八、九卷，谈到了国家正义的落败，在柏拉图看来，虽然哲学王之治甚好，但也会有错误，会使得国家衰落，典型的就是出现僭主政制。
　　第十卷后部分，柏拉图叙述一个故事，即一个名叫厄洛斯的勇士死后在另一个世界所看到的情景，虽然其中很多细节较难理解。但就书的末节来看，柏拉图似乎是要“我们”渡过所谓“勒塞之河”，而不在这个世上玷污了我们的灵魂。而且还告诫：灵魂不死，能忍受一切恶与善。让我们追求正义与智慧，穷毕生来探索正义，应该说是又回到了对正义问题探讨的开端，似乎与有我们所谓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有异曲同工之意。



参考文献：
［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2］严存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湖南大学出版社，第44页。
［3］［英］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苏格拉底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
［4］姚介厚著：《〈国家篇〉导读》，四川教育出版社。
［5］［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页。